一百年前，湮遠，而且很容易被人遺忘。一九二○ 年代， 是香港工運史上一個風風火火的重要年代。經歷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洗禮，身處香港的中國人民族情緒高漲，加上政治、經濟上華洋分治長期積壓對差別待遇的不滿，在生活成本日益上漲之際，先後引發了機器工人大罷工（一九二○年）及海員大罷工（一九二二年），再而爆發摻雜政治訴求的省港大罷工（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內地軍閥割據的高壓政治氣候下，國內工人組織只能維持「地下狀態」，工運受到大力壓制。香港卻似乎能開闢出一個相對自由的工運空間，寫下了一頁充滿汗和血的罷工史。那些年，全港罷工曾經一呼百應，整個城市足足三成半人口參與。幾次罷工因由不一，背後即使暗藏不同政治角力，但仍然為百年後的我們帶來重大的啟示和教訓。
機工大罷工 （一九 二◯年）
創集體談判先河
一九二◯年代是個物價騰飛、市民艱苦度日的年代。《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記載了中國進口米價值表，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二◯的短短三年間，每擔米價值從每海關両3.01飆升至4.66。在物價飛漲50%的一九二◯年，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華機會）四月提出加薪40%，同時將要求呈報華民政務司，卻遭資方拒絕，引發後來的機器工人大罷工。機工大罷工的標誌性，在於實實在在踐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跨行業罷工，各行各業打工仔癱瘓城市不同領域的運作，令勞方在談判上取得一面倒優勢。《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下簡稱《爭尊嚴》）記述當年除了船塢及機器廠工人，電燈、電話、纜車、電車、煤氣等公共事業貿易，更有太古糖廠、中華糖廠、製冰、牛奶、英泥等廠逾六千人加入響應。到罷工第十八日，甚至連水務工人亦醞釀罷工，終得華民政務司邀請律師出面斡旋，提出「不分科別」一律加薪32.5%，勞資達成共識，罷工宣告落幕。
華機會會址原位於北角五洲大廈，招牌由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題字。（華機會提供）
時代意義上，機工大罷工在工運的組織上起了重要示範作用。《爭尊嚴》作者梁寶龍指，這次除了開創罷工工人回廣州獲當地招待食宿的範例，亦創下本地集體談判的先河。影響力甚至遍及中國大陸，內地其後於一九二三年爆發「二七大罷工」。機工大罷工的過程當年甚至獲外媒轉載報道，引起國際關注，海外同行就潛在的骨牌效應加以警惕。
機工大罷工期間，全國機器總工會借出會所，並租用門前珠江上的紫洞艇，供工人食宿之用。（梁寶龍提供）
海員大罷工（一九 二二年）
華洋工人同工不同酬
香港二◯年代第二次大規模工運「海員大罷工」，發生於短短兩年後。那一次更被廣泛視為香港甚至中國工運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一九二一年末，嚴苛生活條件依然無改的大環境下，華人海員難忍仲介長年剝削、與洋人同工不同酬，開始與船公司提出交涉。《爭尊嚴》引述當時的《中華海員職工狀況之通告》，描述華人海員遭受剝削的慘況，例如輪船若僱用中國海員，必先經過經紀人、包辦家、擔保家，船員因此要付出巨額介紹費及「孝敬茶錢」。而且，當船上歐籍海員一、二人住一間房時，中國海員則須五、六人同房，更往往被分派到火艙附近或空氣與光線不足的房間。更甚者，歐籍海員與中國海員的工資更是十與二之比。
承接取得空前成功的機工大罷工，海員們與船公司三度交涉不果後，發動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員工會」）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發表《香港海員大罷工宣言》，並附上《停工規則》，訂明如「凡海員停工上省者須要到總會報名」、「停工之後非得本會許可不得私自復職」等參與罷工者必須遵守的要項。
工會力量興起
這段罷工史，也是工會發展史。梁寶龍與兄長、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會長梁寶霖多年來雙雙醉心工運研究。從機工到海員大罷工，梁寶龍看到工會力量的興起與規模的漸趨成熟。他指，早年政權對任何潛在「反英反清」的勢力非常警惕，因此並不鼓勵成立職工會。據《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記載，一八五七年七月，港府引入英國的聯合法案，規定所有手工藝人或技工可按自己接受的報酬打工，而所有聯合組織控制這類自由的行為均屬非法。曾經有裁縫、鞋匠及製衣工人集會被宣告有罪，任何工人組織亦可被隨時指控為「共謀限制貿易」、約束自由競爭。梁寶霖笑指，在結社自由受限的時代背景下，華機會一開始以具教育性質的「俱樂部」名義成立，巧妙取名為「研機書塾」。
「人生於世，生命居一，名譽其次，經濟不足，生命何存！死之必矣。」（節錄自《香港海員大罷工宣言》）
雖然只是工會雛形，但梁寶龍留意到它們早自一九一◯年開始，已漸從「認大佬」的「堂口制」轉向「一人一票」，「成立理事會，又開會員大會決定事宜，包括罷工」。梁寶霖補充，機器工人及海員兩次大罷工在執行上都見周詳計劃，「好像海員大罷工，你會發現很多財務計劃，比如成立了糾察組、財務組」。書中詳述後來「海員工會」的籌組過程，工會更特別就加薪議題成立「海員加工維持團」，由幹事部及會員推選正副主任，組織嚴密，甚至設有：勸進、交際、代表、調查、疏通、文書等部門。發起罷工後，工會領導層兵分兩路，一批率領罷工海員回廣州，另一批則留港，對外與政府及船公司周旋，對內負責鼓動及糾察會員，分工仔細。「（工會）由封建邁向現代、民主制度，是很重要的。其他工會照着跟，也影響二七鐵路大罷工以及國內工會（發展），知道不是說『吹雞罷工』咁簡單，要有民主制度，不然沒有人會站出來。」梁寶龍說。海員大罷工成功後，全國工人運動恍如雨後春筍，從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二月，全國各地罷工達一百次以上，參加總人數逾三十萬。
這個工會雖然以香港為基地，從第一天起卻已打着代表全國海員的旗號，「『海員工會』香港（後來）有兩個，（加上）國內的全國海員工會、 台灣的工會，四個工會都認它是始祖。成立時已經是代表全國海員的工會，直至二七大罷工、一九四九年之後才明顯分了四家」。「海員工會」在這次大罷工發揮的作用，除了影響本地及內地日後工運發展，更於國際上獲得認可，梁寶龍指，共產國際（由各地共產黨黨派創建的國際聯合組織）後來欲於東南亞組織一個亞洲工會，招募各地工會代表到廣州開會商議，「要用『海員工會』的名義叫人來開會，接着幾次搞泛太平洋會議，都要由它和幾個中國工會帶頭邀請亞洲區代表出席，可想而知它的地位多重要」。
「有本會一日之名目，即有海員一日之光榮。」（節錄自《香港海員大罷工宣言》）
政府於二月一日查封「海員工會」，並發出禁令。（《憲報》）
內地支援食宿
香港海員工會時任主席李志偉於書中序言描述這次罷工「既是反剝削的經濟鬥爭，又是反民族壓迫的政治鬥爭」。這場工運的政治色彩，除見於引發罷工的華洋矛盾的背景，亦從港英政府一系列辣手段如封鎖工會、槍擊徒步前往廣州的罷工工人（沙田慘案）所挑起的廣泛民族情緒印證。全港總同盟罷工因而一觸即發。
「同仇敵愾」的民族情緒更以具體的手段呈現，梁氏兄弟點出「中港聯合」作為三次罷工的一大特色，解釋廣州的支援如何成為香港工人重要的談判籌碼。「幾次罷工最大的特色就是返廣州，因為養那幫人很大件事，香港的工會沒能力，所以靠廣州政府和國民黨，聯合埋共產黨，動員廣州、全國、全世界人去籌款支持罷工的工人。」梁寶霖形容三次罷工演變為「整個珠江三角洲全力支持香港人對付英國人」。
細看當年「海員工會」頒布的《停工規則》，可發現一些有趣細節。從「停工後上省者膳宿車費由本會供給」、「各海員不願赴省者，費用自備」兩點，可見「持久戰」得以成事的一大助力為廣州政府支持。《爭尊嚴》記述，罷工一開始，工會已安排海員到廣州生活，指既可避免少數人把持不定復工影響大局，亦因廣州生活費用較低，對罷工能堅持下去更為有利。
另一邊廂，時任廣州省長陳炯明亦下令省政府撥款供應海員的罷工開支，每天開支數千元。孫中山兒子孫科正任廣州市長，下令開放所有廟宇及公共場所作為海員食宿之所。廣州機器工人亦借出全國機器總會會所。隨罷工人數不斷增加，再於珠江河租用水上酒家充當飯堂及宿舍。而如此大規模的食宿招待模式，其實承襲自兩年前的機工大罷工。
「因無表示答復（覆），而本會豈可自甘放棄，失卻我中華海員工黨之光譽（榮），卑靡我數萬海員之人格乎！義之所在力而行，百折不回，目的求達。」（節錄自《香港海員大罷工宣言》）
三成半人口罷工百業蕭條
海員罷工規模隨後擴大，包括與洋務工會、帆船總工會、華人船主司機會等十二個工會簽訂攻守聯盟，部署聯盟罷工，支持海員抗爭，梁寶霖笑稱連同「海員工會」在內俗稱「十三太保」。
海員抗爭在一個半月後進一步白熱化，隨着酒宴總會、牛羊行工會、茶葉集成工會等逾七十個工會在毫無預警下加入，為支持海員，工人們過年前領取工資後加入同盟罷工行列，後來更蔓延至郵局、銀行、酒店、街市、海底電纜、印刷局等不同行業。《爭尊嚴》記述參與罷工人數達十四萬七千人，佔當時香港五十四萬總人口高達三成半，市面蕭條：「生產停頓，店舖關門……市面垃圾無人打掃，糞便無人清理」。全港秩序大亂，隨後醞釀《緊急情況規例》的起草及通過，亦發生徒步回鄉工人於無衝突下被軍警射殺的「沙田慘案」。連番風波過後，經歷多次拉鋸爭持，雙方終在加薪條件取得共識，港府亦同意撤銷被封工會的禁令並釋放相關職員，船員同意復工，罷工於三月八日正式結束。
省港大罷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
爭工人權益 亦爭政治訴求
二十年代爆發的第三次大型工運「省港大罷工」，發生於一九二五年。事發源於上海多所學校的學生為聲援工潮中被殺的工人領袖顧正紅，舉行遊行、演講，卻遭租界的英籍巡捕開槍射殺，死傷數十人，造成「五卅慘案」，觸發當地二十萬工人發動總同盟罷工，反抗外國在華勢力，並將矛頭直指英、日。國民黨隨即通電全國，號召各地民眾抗議帝國主義暴行。香港的皇仁書院學生率先領頭罷課，多間學校其後響應。六月十九日，省港大罷工正式爆發，香港海員、電車及印刷等行業發起罷工，其他行業工人紛紛加入行列，十五日內罷工人數多達二十五萬，更承襲之前兩次大罷工的形式，不少工人前往廣州，在國民黨主導下獲援助生活。
全港工團聯合會向港英政府提出要求條件，除了爭取工人權益，如：制定勞動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資、廢除包工制、改善女工及童工生活、強制施行勞動保險等；這亦是二◯年代三次工人運動中，第一次出現政治訴求，包括：「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權」、「香港居民，不論中籍西籍，應受同一法律之待遇，務要立時取消對華人之驅逐出境條例，笞刑、私刑之法」、「華工佔香港全人口之五分四以上，香港定例局應准華工有選舉代表參與之權；其定例局之選舉法，應本普通選舉之精神以人數為比例」等。罷工維持了十六個月，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結束。
「應制定勞動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資、廢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勞動保險之強制施行等。」（節錄自《省港大罷工要求和宣言》）
省港大罷工的成敗，眾說紛紜。梁氏兄弟則認為，這是一次失敗的罷工。雖然寫下了民族情緒高漲的漂亮一頁，而且於國民政府而言，亦成功藉完結罷工集中火力，借助香港工人力量進行北伐；但二人從工人經濟利益上看，認為沒有爭取到任何實質承諾。「到現在還未爭取到，全民退保、社會保障、普選，到現在，一百年後都還沒爭取到」，梁寶霖說。
工人團結至為關鍵
回望二◯年代的三次大型罷工，梁寶龍認為帶來了許多潛移默化的影響。一方面雖然推動了工會的民主進步，然而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亦因為罷工亂象修訂了一些打擊工人運動的法例，例如為鎮壓海員大罷工臨時起草並通過的《緊急情況規則條例》。此外，禁止同盟罷工亦逐漸發展為全球趨勢，「同盟罷工意思是，你罷工，我撐你，但不是因為我要求甚麼，不准因為支持別人的要求而罷工」，他說。梁寶霖遂解釋，《反罷工法》後來雖獲撤銷，而一九七五年通過了《勞資關係條例》，他形容為「換湯不換藥」，「說主要行業不准罷工，不准政治罷工，到現在還沒有講明哪個行業，影響施政就當你upset到香港政府，變成更blanket-wise，只看你（政府）如何詮釋」。
二◯年代幾次大型罷工中，工人雖然取得階段性的勝利，但換來政權更嚴厲的管治手段，豈不倒過來窒礙往後工運發展？「從政府的角度，要divert（轉移）工人運動的傾向，將工會馴化，用英國『牛油麵包工會』（即重點爭取勞工經濟權益的工會）的模式，很大力『收買』工會人士不要搞政治性工會」。他認為從港英到當下政府都「談政治色變」，但工會與政治其實分不開，「你不能每次用政治蓋過經濟利益，兩者是互相關連」。
「華人應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權。」（節錄自《省港大罷工要求和宣言》）
梁寶霖留意到，當下許多工會往往在爭取訴求時，為免觸及政治紅線，經常「自己封閘」、自我審查。「如果團結力量大，我們踏入政治一步，可以改善我們的經濟民生。現在最缺乏的是，我們有沒有踏前一步？」「某個時期，講全民退保、退休保障，問咁多工會都會贊成，但你肯不肯行多一步呢？」他認為爭取工人訴求有賴左中右工會全員團結，而至今仍未能團結，「拗撬」最多是摻雜其中的政治訴求，「當年（指省港大罷工）爭取普選，到現在為何工會窒手窒腳？說政治性的唔去掂。」不過他亦強調，當然不會以政治利益為首，指工會本身是將經濟利益擺第一。他重提省港大罷工中工人的勇氣，「當年其實一樣，省港大罷工時，好多苛例對工人運動不利，但我們一往無前」。
一百年後回望這段罷工史，除了記念當年為工人運動付出的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梁寶霖認為價值亦在於可對照當年與今日，透過公開討論，反省歷史教訓。無論對與錯，他有感這段歷史記錄仍彌足珍貴，因他們強調的，是「工人創造歷史」，「不是由彭定康這些豐功偉績的『頭頭』創造，而是由無數羣眾創造出來的，我們要尊重、珍重這種貢獻」。
作者:梁寶龍
出版社：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
作者： 梁寶龍
出版社：中華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