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紀念，亦是七一遊行的日子。二○○三年起，民陣在每年的七月一日都會主辦遊行；但二○二○年，民陣申請七一遊行，首次收到警方以疫情及限聚令為由發出的反對通知書。其後民陣從此沒有再申辦遊行。並於二○二一年正式解散。今年七一，是香港回歸廿五週年，亦是自二○○三年以來，首個沒有民陣的七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自二○○三年從美國回港，便開始協助進行七一遊行的研究，探究驅使市民每年七一上街遊行的因素，以及香港社運的特點和影響等等。在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〇年間，李立峯教授、陳韜文教授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曾進行十次七一遊行現場調查，研究結果結集成《Media, Social Mobilis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一書、又於不同國際學術期刊如《傳播與社會學刊》等刊登。
李立峯指，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發現，是遊行參與者大多自發參與遊行，不隸屬任何組織。「唔少人係自發以『香港市民』嘅身份走出嚟。」從他多年來的研究中，我們試回顧二○○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對香港的啟示及意義，窺看公民社會的未來。
規模超乎預料的二○○三年七一遊行
二○○三年被視為七一遊行的起點，同年李立峯在美國完成新聞學博士學位回港，在陳韜文教授邀請下，協助於遊行現場進行問卷調查。自此，他多年來都有研究七一遊行，從中觀察遊行模式的轉變和媒體在遊行扮演的角色等。回望○三年，他坦言當時未預想七一遊行會如何發展，但陳韜文教授卻早有預感，認為七一遊行的規模「絕對不會細」。
二○○二年底，董建華政府建議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加上翌年發生沙士、經濟不景氣，香港失業率從回歸後的百分之二點二，大幅升至二○○二年底的百分之七點八，二○○三年七一遊行前夕的失業率更達至百分之八點六，樓市指數亦創新低，只有五十八點八；社會因此充斥不滿情緒。從陳韜文教授和李立峯的研究發現，驅使市民〇三年七一上街的主要因素包括，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對民主的支持（support for quicker democratization）、公民認同，和認為集體的政治行為能給予參與者一種強而有力的感覺（internal and collective efficacy）。最終，五十萬人上街，政府撤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其後，更出現七一效應，二〇〇三年區議會選舉是七一遊行後的首個大型選舉，民主黨派出一百二十人參選，九十五人成功當選。因此，二○○三年七一遊行大大提高民眾對政治及選舉的參與度，被視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範例。
民間主導，以「香港市民」身份參加
自此，七一遊行成為一個公民社會的發聲平台。李立峯發現香港社運的民間自發性比其他西方國家還要強。即使遊行由民陣舉辦，但民陣的角色在於建構平台，匯聚社會上不同的議題；就如二○○三年的情況，「唔少人係自發以『香港市民』嘅身份走出嚟，佢地唔會覺得自己隸屬民陣先參與遊行，所以民陣都估唔到咁多人參加，佢地之後仲逐個組織問返有幾多人參加，但都計唔到咁大嘅數。」
二〇〇三年七一遊行的現場調查發現，超過六成參與者認為來自朋友、同事、同學及大眾媒體的號召對其決定參與七一遊行有重要影響。研究發現，非單獨參與遊行的參與者主要與朋友同來，只有百分之四點七的人與其所屬社會組織或政黨團題同來，由此反映，七一遊行的民間自發性強。
民陣雖然是遊行的主辦單位，但遊行隊伍總會夾雜著不同的口號。各團體會在民陣的遊行主題下，高呼自己的口號和展示橫額。「二○○七年的情況更加明顯見到多元化的組織參與和訴求。」時任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陳日君更是首次參與七一遊行，同時亦有性小眾及少數族裔參與遊行。雖則七一遊行議題眾多，但李立峯認為，不論參與者的背景和訴求，他們均擁有著同一身份——「香港市民」，一同透過七一遊行的平台，向政府表達訴求。
然而，在二○○五年至二○一○年間，七一遊行參與人數驟跌，從二○○四年的五十三萬人，下跌至二○一○年的五萬二千人，○五至一○年間參與人數均不超過十萬。李立峯表示，「當時有啲人會覺得遊行變到好似唱K咁，唱下歌行完就算，所以就唔想再參加。」但對於繼續參與七一遊行的群眾，李立峯指由於七一遊行舉辦數年，他們已視遊行為「無分你我，一同表達訴求」的社會傳統。「後來經濟開始好轉，人們對政府的不滿亦相較二〇〇三年少，變相參與者更多是為支持民主而走出來。」
媒體扮演關鍵角色
除參與者外，李立峯亦強調媒體在七一遊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媒體的作用有二，一在報道事實，令市民意識到社會問題的存在；另一角色則為訊息發佈者，因組織在籌辦行動時，會藉助媒體力量，將其行動告知天下。個別媒體更可能扮演「倡議式報道者」的角色（advocacy journalism）。二○○三年七一，《蘋果日報》首次在頭版印刷「走上街頭，不見不散」標語，並附送海報予參與者在遊行過程高舉，可見《蘋果》同時扮演著「倡議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從不同的研究都能見，其實媒體對社運的影響可以很大，甚至可以形成一些遊行文化。」現場調查結果發現，百分之四十九點五的參與者為《蘋果日報》讀者，與預測結果一致。另外，百分之六十二點五的人表示從報章的渠道接受有關七一遊行的訊息。因此，結果反映大眾媒體扮演著向大眾提供訊息的重要角色。在社運的形成過程，媒體主要發揮溝通作用。
二○○三年七一遊行，遊行人士高舉印有「不要董建華」的報紙。（資料圖片）
曾經有商有量的警民關係
除了遊行意義的演變，回顧往年七一遊行，不難發現警民關係的變化。二○○三年七一的警民關係尚算和諧，遊行會有民間自發的糾察隊，糾察隊成立原因之一，是警方希望民陣一方能派出代表，幫忙管理秩序，在遊行前警察亦會提醒參與者多喝水；在今天的時空回想，更覺難以想像。李立峯則指：「其實二○○三年七一當日，雙方亦曾就是否加開遊行路線發生衝突。」而此衝突時常在遊行發生，只因雙方的關注點不同。
李立峯指，從學術角度，警方在遊行的角色是維持社會秩序，防範混亂發生。而早期的社運，警方和遊行主辦單位的關係屬「有商有量」，雙方會一同商議遊行的細節，如路線規劃。若參與者遵守約定，警方亦會尊重其遊行集會的自由，繼而衍生和諧的警民關係。李立峯提到二○○五年的反世貿遊行，當時韓農來港，見職工盟與警方商討遊行細節，感到驚訝。因韓農認為警方與遊行參與者的關係理應對立，「韓農會諗點解你（職工盟）會同警察有偈傾，佢地唔明嗰種警民關係。」這或是香港遊行早期警民關係的特別之處。
但後期，激進民主派冒起，他們認為和平的抗爭手段已無法達至其訴求，「那股社會力量會尋找其他位置，以更有力量的方式取代。」李立峯補充「更有力量的方式」不一定涉及暴力，亦可能是透過「干擾」（disruption）來向政府施壓。因此，二○一○年部份激進民主派人士會在遊行結束後，「唔想行完就算」，於是留守現場，希望得到與政府正面對話的機會。加上，後期的遊行演變到「沒有大台」，現場沒有代表能控制場面，於是雙方更易發生衝突。
七一遊行已終結？
二○二○年，警方以疫情及限聚令為由，首次對民陣的七一遊行申請發出反對通知書；翌年，警方以同理由反對由天水連線、社民連及守護大嶼聯盟提出的七一遊行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源於一九六七年，港英政府通過《香港公安條例》，條例賦予警方權力，以不反對通知書限制遊行集會等活動。一九九五年，港英政府曾廢除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但後來於一九九七年的臨時立法會重新恢復。「普通法中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限制其實可以很嚴苛，只是昔日當局一直沒有引用法例，都批准遊行，所以人們才會覺得整件事很liberal。」往後，警方會基於甚麼原則來批准或反對遊行，仍屬未知之數。
一年一度、凝聚各方民間訴求的七一遊行絕跡，民間社會力量何去何從？李立峯指公民社會由幾部份組成，一是為追求民主和自由而對抗政權的群體，但「公民社會從來都不是對抗性」，民間純粹做社會服務或非政治議題工作，甚至和政府合作的機構，都是公民社會的一部份。就目前來看，公民社會的對抗性部分可能會變得更弱小，部分人甚至採納「躺平主義」，「既然自己都改變唔到，咁就索性唔理，hea囉，而忍唔到、又有條件嘅人自然就會揀走。」但公民社會的其他部分，不代表會就此消失。
在多變的社會下，李立峯坦言難以估計日後七一遊行的發展，但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下，相信舉辦遊行會有難度。「雖然市民參與遊行嘅自發性好強，但總要有個人帶頭，比佢地一個參與遊行嘅空間，加埋警方唔反對，或者就會有遊行。」然而，民陣解散後，在港區國安法下，有何組織接棒仍然未知，「我不敢說將來一定再無遊行集會，但一定會比以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