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二日，荷里活廣場發生持刀殺人案。自此，大眾尤其關注暴力襲擊事件；但同時，網上亦不時出現針對精神病人的歧視及嘲諷言論。除了持刀襲擊新聞底下「又有『白卡』出嚟斬人」之類的留言；印有「小欖出院紀念」字樣的布袋、印上「青山醫院」標誌的t-shirt成為城中熱賣時尚單品，更有網民留言稱使用布袋後「坐車有人讓座」，感覺安全。
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玩笑，卻令有精神病經歷的人與復元人士被蒙上污名。根據過往多項研究數字顯示，只有約百分之四至六的暴力事件是由有精神病經歷人士造成。有臨床心理學家擔心大眾將暴力行為歸咎於精神疾病，會加劇社會對精神病羣體的誤解和邊緣化行為，令他們在社會上處於不利的位置；社會更應聚焦構成暴力事件的背後原因，從學校、社會、家庭等層面防範悲劇重演。
涉精神病羣體兇案只佔半成 暴力標籤源於誤解
上月初，一名有精神病紀錄男子在荷里活廣場持刀持刀斬人，兩名陌生女子不幸死亡；事件發生後一星期內，美孚、牛池灣等地亦發生數宗「亮刀」爭執或持刀襲擊事件，坊間湧現恐慌情緒，有聲音憂慮社會裏存在不少精神病經歷人士，如同埋藏暴力事件的計時炸彈。
根據二oo六年荷蘭一個普查結果顯示，有四分三受訪者認為精神病患者有暴力傾向。據美國流行病學管理區於二oo九年進行的普查，只有百分之四的暴力事件是與嚴重精神病有關；二o一六年英國一份針對精神病羣體的調查亦指出只有百分之六的謀殺案與精神分裂症有關。
關注精神健康社企「說書人」臨牀心理學家曾善榆（Ella）留意到部分市民將事件單一歸咎精神病患羣體，網上亦有針對有精神病經歷人士的言論，例如提出將他們困在醫療機構與社會隔絕，以防暴力事件再現等等。她認為，這都源於大眾對精神疾病存在誤解，以及對襲擊事件感到恐懼，希望盡快尋找答案而將慘案原因過度簡化，「覺得好憤怒、好憂心嘅時候，我哋會想好快有個解釋，但其實每宗暴力事件都有其獨立性。」
暴力事件風險因素眾多 與家庭、社會經歷亦有關
日本、台灣等地過去亦曾發生多宗無差別襲擊事件。二oo八年，一名男子在東京秋葉原以求生刀和匕首隨機殺人，釀成七死十傷；當地警方鑑定兇手並無嚴重的精神病。二o一四年，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釀成四死二十四傷，兇手鄭捷沒有精神病紀錄。根據醫院提供的鑑定報告顯示，他並非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導致犯案，但他有反社會及長期尋死的念頭。
Ella認為，社會單純地將暴力與精神病羣體畫上等號，或將暴力事件與精神疾病理解成因果關係，會令大眾無法正視此等襲擊事件背後的複雜原因，「反而，關注增加社會出現暴力事件嘅風險因素同減少暴力嘅保護因素，先係大眾更應重視嘅議題。」
引致暴力事件的風險因素，其實可從個人、學校、社會和家庭等環境找到。她舉例說，這些風險因素包括濫藥、酗酒、被排擠、被暴力和不公平對待、欠缺健康社交生活與穩定的成長環境，以至社會有沒有提供足夠的教育和工作機會與及穩定的社會環境等等。多種風險因素疊加，會提高暴力事件出現的可能性。若要尋求適切的預防方案，大眾需要客觀分析，正視暴力事件背後的複雜性。
污名精神病羣體或是情緒出口 但非正確目標
另一邊廂，社會對精神病羣體貼上暴力標籤，Ella認為這樣的污名化行為將進一步邊緣化有精神病經歷的人，令他們在社會上處於較不利的位置，受到不公平對待，在求職、社交等方面都會更受影響。「當呢個負面特質被我哋好以偏蓋全地放在精神病羣體上，會令佢哋被同事、家人、朋友誤會，同埋疏離，甚至當一啲專業人士都對佢哋存在誤解嘅時候，佢哋喺求助過程都會更加遇到阻礙。」
同時，她又憂慮污名化現象，會令大眾更忌諱去審視自身的精神健康。「因為佢哋都會唔想同精神病呢個『污名』產生任何嘅連繫，而唔敢去照顧自己心理健康需要，其實係更危險嘅事。」
「小欖出院紀念」手提袋早前在網上熱賣，網民調侃帶着這個袋走在街上會「很安全」，因為人人都望而生畏。「說書人」聯合創辦人臨牀心理學家李昭明（Amanda）指出，以上針對精神病羣體的嘲諷除了是其中一種污名行為，亦屬一種在缺乏安全感的社會環境下情緒投射。她估計，大眾以這種方式作為情緒出口，是基於社會欠缺抒發不滿的渠道，這些玩笑可以是一種無助的展現，也是人們面對不安全的大環境下一種生存方式，「要直視社會複雜嘅問是同崩塌太困難，就有機會採用嬉笑去麻醉不安嘅感覺。」
但她表示，把這種投射在精神病經歷的人身上並非正確目標，只會令他們無辜躺槍，讓傷痛又再延續。「希望我哋可以中斷傷害嘅惡性循環，嘗試一齊改變現況，帶嚟良性循環。」與其將對現況的不滿投射在精神病群體上，她認為真正的出口，是社會環境需要轉變。Ella同意，有些轉變能讓社會變得更安全，亦能讓我們更具同理心。
預防暴力事件再現 人人也能參與其中
她們提到的轉變，其實是社會上每一個層面、每一個人都能踏出第一步的轉變。
她們皆認為，要減少暴力事件帶來的威嚇及恐懼，要針對其複雜成因，從不同環境如學校、家庭等入手，找出構成暴力事件的高風險因素並做好預防措施。譬如在學校層面，校方應對學生有否被排擠或欺凌的情況更為敏感，確保學生有健康的社交網絡，從小培養小朋友的解難技巧等等；在家庭層面上，家長應提供穩定的成長環境，與子女保持良好關係，不應使用肢體或者語言暴力；這些正是減少暴力事件出現的保護因素。「甚至在同事、朋友之間的相處關係上，呢啲我哋全部都可以去做多啲，其實我哋都好需要去學習。」
另外，Ella亦指出傳媒報導手法需要改善。香港傳媒普遍於暴力事件報導提及嫌犯的精神病紀錄，有部分傳媒更在報道由有精神病紀錄的疑犯所涉的罪案時，渲染其病史，使讀者更容易把暴力行為跟精神病畫上等號，忽略了精神病與暴力傾向無甚關係的事實。她認為，傳媒在報道類似事件上，除了有責任保持客觀公正之外，讀者在接收資訊後亦不應急於下判斷，嘗試把有色眼鏡放下，讓自己的情緒安定下來後再從多角度分析事件。
她續說，每一個人都可影響身邊的人。多去關懷與支持身邊的人，嘗試學做別人的聆聽者，減少對別人的批判等等，都是我們日常能夠做到的事。「好似講到好遠，但如果我哋想保障呢個社會變得更好更安全，其實我哋大家都可以參與其中。」她相信，學習為其他人營造安全、有支持的環境，是我們都能做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