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公共建築，商廈和酒店等商業建築的消失，在建築設計界之外，似乎沒有引起太多關注。除了因為這些建築物屬私人性質，未必人人有親身體驗和回憶之外，也因為它們「一街都是」，彷彿「多一棟唔多，少一棟唔少」。但其實仔細去探究這些後現代建築物，並非如想像中一式一樣，它們或間接地承載住獨特的歷史，或在設計上嶄新突破，為後來者作範例。
在討論它們的價值之前，首先要問的是，到底什麼是現代主義建築？
建築學者黎雋維（Charles）解釋：「 現代主義建築，是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出現的建築風格，當時的建築師覺得建築不應是歷史風格，有強烈的反歷史意圖，不想跟歷史上任何風格有瓜葛。因此在現代主義建築身上，不會見到歌德式建築或新古典主義中常見的羅馬柱，或其他十分形象化的歷史建築元素，反而以抽象幾何作為建築的基本語言。」
這解說無疑很學術性，但假如將這現象套在當時的社會和歷史脈絡，便可理解這「主義」從何而來。
利用建築語言 更新政權形象
現代主義建築對於理解戰後社會十分重要，因建築往往是回應社會變化的一種具體實踐。戰後經濟衰頹，物資短缺，社會需要尋找新的建築方法；同時人們重新反思社會價值，建立和適應新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
十九世紀末開始，人們結合鋼筋和混凝土去興建建築物，物料技術的更新催生出新的建築形態，當時的建築師認為可以好好運用新材料和技術，設計新的建築空間。到戰後，釋出大量生產力，鋼鐵生產過盛，令價格降低，加上需要大規模重建，令興建速度加快，因此戰後出現很多大型現代主義項目。
與此同時，四十至六十年代，很多國家經歷去殖民地化，脫離殖民地獨立，各國重新審視和建立自己的身份。雖然香港沒有經歷獨立，但同樣在尋找自己的身份，現代建築正正是其中一個表現方式。
Charles指：「建築是殖民地政府形象的表現，戰前官方建築仍然採用新古典元素，呈現明顯的英國或歐洲色彩，包括大量使用紅磚、羅馬柱，如『大館』便是一例，以展示強勢的歐洲殖民者形象。但戰後，官方建築開始傾向較中性的現代主義風格，刻意低調處理殖民者形象，以至到大會堂開始，完全是另一個方向。」
至於何解有此轉向？「因大英帝國當時已經很弱，管治的態度也由『大歐洲主義』轉為較溫和的務實管治者，建築某程度上也用來呈現這種低調的態度。」
英國本土五十年代也用上很多現代主義建築，當時興起的粗獷主義（brutalism），也是出於相同的意圖──更新國家的形象，以更誠實的姿態，去回應當時戰後的低迷氣氛和國內的社會運動。「現代主義既是一種風格，戰前和戰後，不同時期，會有不同人因不同原因去操作和演繹它，這亦是它有趣的地方。」
中環郵政總局 含蓄的美
戰後很多地方出現抽象的建築，設計上，追求務實外形，功能主義主張外貌需反映建築邏輯和功能分佈。建於1976年，即將遭政府拆卸的郵政總局大樓便是一例。
國際保育組織香港分會Docomomo Hong Kong形容郵政總局是「優質的現代建築」。但去年，政府通過撥款，將之拆卸，重置到九龍灣中央郵件中心旁，原址將改建成商業及休憩用途。「很多人說把它拆掉吧！但好多現代主義建築強調務實，功能至上，那種美學是很低調含蓄的，那美學可能是體現在窗的大小比例上，如郵政總局，看似一嚿好笨拙的東西，但其中它的外牆是在呼應內裏功能。它的造型設計像一部郵件機械似的，外表冷酷，是一棟很出色的建築，充分體現到現代主義的理想（ideal），即那含蓄的美學。刻意去樸素其實是一種美，雖然這比起羅浮宮那種金碧輝煌的建築，相對上難明。」
建築不只講造型 更講意圖
在香港，舉目皆是現代主義建築，由摩天大廈到舊區唐樓，其實都可以算得上是現代主義建築，那麼到底如何去分辨好與不好？Charles強調要探究建築設計的意圖：「看一棟建築物，要看它背後的idealism（理想主義）是什麼，到底建築設計時的意圖是什麼，美學考慮有多深，以及其有否反映到背後的時代精神和社會價值。例如當政府運用現代主義時，是將之扣連上很多不同價值；而工商界則主要取其前衞、先進的意涵。假如純粹見到其他人做，發展商又跟着做，像好多六十年代興建的唐樓，最重要賣得好，在滿足了賺到錢的要求以外，沒有太多其他考慮，那麼那建築物就沒有厚度。」
這或許解答了為什麼地鐵站上蓋那些「蛋糕樓」，即使能夠反映某些持份者的心態，也成為香港住宅類型的一種，但永遠不會是出色的建築。「現代主義建築的理想是內斂和誠實，如果這城市，只剩下以金錢為唯一一個衡量單位的建築時，她會變得很膚淺。而香港絕不是一個膚淺的地方，尤其戰後文化好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