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一八年傘運案審結後，鍾耀華的發言全文的第一句是：「我想其實真正的審訊並不是在法庭內，真正審訊其實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是在大家每一位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的實踐中。」他所說的生活實踐，其一定必是持續閱讀，思考和寫作。多年以來，他試圖以不同方法去重新經驗一次世界，然後他發現，現實不止有一種，真相有太多局部，而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但即使步履蹣跚，他仍然想繼續走下去：「下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書寫？」
理解世界的法則
年少時，鍾耀華已經在思考着，生而為人是什麼意思呢？存在於這個世界有什麼意義，有什麼責任？是命定或是偶然呢？這些一連串對人生與世界的問題，令他決定在大學修讀政治，那時他相信，政治是形塑人類世界一個不可或缺的主題，讀書也常有不同理論去詮釋世界。傘運之後，他開始質疑，許多事情終究無法解釋，而很多理論都是事後的總結。他提到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當代其中一本最重要的政治哲學作品，嘗試從理論中詮釋應然的世界。「但你慢慢經歷世界，會發覺一套理論是解釋不到所有事物。譬如有第一條原則，慢慢推論第二、第三條，再詮釋世界。但可能沒有這樣的first principle，可能有multi principle，沒有一套獨立的原則，單獨存在而支撐世界。」
於是，他近年開始着迷研讀宇宙的形成，如《詩性的宇宙》，「譬如談universe，常說是萬物合於一的概念，但為何我們要有one theory for everything呢？會否可以有multi-verse呢？書裏把天文物理概念套用了一些人世間的價值，哲學、物理、甚至佛學。過去我們理解的物理學有客觀存在，其實科學儀器是工具，語言也是工具，我們如何理解現實，其實取決於用什麼去看狀況。」自然書寫亦然，他也行山野，由樹木、植被、泥土，到地下真菌、昆蟲，互為作用，構成生態，這些對他來說，似乎可以找到相對應的法則去了解世界。
呈現詮釋的可能
今年他交出文集《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收錄二○一六到二○二○年間的文章，有詩、小說，紀實散文，政治理論，甚至翻譯歌詞，由個人反覆的自我否定，到法庭審訊、社會運動的示威現場，他都試圖用不同方法捕捉真實，「我借寫作，重新經驗一次我所經歷的事，看看同一件事，用不同文體表達出來，捕捉到之前某種文體無法盛載的真實。」一六年前，他撰寫過很多政治評論文章，後期愈來愈多是意象式的文章，「政治理論和文學藝術的分別，在於前者是向人解釋你是對，當他人有另一種詮釋，你要說服他，但文學或藝術不是，它雖然有理解限度，但可以容許不同的詮釋。世界有基本法則，譬如沙漠裏，不同的風速、風位會形成不同的沙丘，有基本原理，但事實上你不能限定沙丘呈現什麼，不知道每粒沙的排序形狀。」
詩人北島說過，要透過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鍾耀華曾經也希望重現一個自己見到的城巿，「後來慢慢地，我是想呈現一個城巿的局部。」所謂局部，是他看到的某些素材，一些凋毀的橫樑，破碎的石礫，被推倒的林木，「現在我的心態未至於想定於一尊去重現城巿，但是盡我的綿力去將某些頹垣敗瓦殘存的痕迹重新勾勒出來。」他認同寫作人要誠實面對自己寫的東西，「你一定有你的立場，要客觀，客觀是你看到不同的狀況後得出自己的見解，文字寫出來本身就是一個篩選，呈現你看到的世界。」他忽爾失笑起來，一臉輕鬆笑道：「即係嗰啲『咁大件事冇人講咪你講囉！』類似就是那個局部沒人說，就由你說，你講完，有人睇咪睇，冇人睇咪算X數！」
生命太蒼白
「人置身於一個現場裏，其實不會永遠都是風風火火，好熱血。就算二○一八年我上庭講何罪之有，庭後發言說大家才是審判運動，就算我最後在法庭上講，每個人要自己睇吓世界發生什麼事，好似好堅定，不畏懼，其實都不是。當出版一本書，就看到是有很多掙扎，好多時都覺得自己冇意思。」對他來說，寫作是情緒主導，「不單單是不開心難過便可以講得到，我就很想去理解發生什麼事。」
正如他重複寫道，生命太蒼白，根本無法寫作。「好像一生生活在大海的魚，你無法想像沒有水的地方是存在什麼生物，甚至連陸地和天空你都不知道。生命太蒼白的意思是，如果你一直只在湖裏游，是無法理解鹹的海，更多樣的生態。你可以繼續寫，你就只是繼續重複寫湖，你無法寫天，寫地、寫林。你只能重複你自己。」
他一直感覺不自由，彷彿連自己的肉身也是一座監獄。但他不願困於湖裏，渴想成為鳥，逆強風而行的飛鳥。在他眼中，鳥很自由，好像掙脫了很多枷鎖，「對我來說，我常常渴望自由。雖然也會想，鳥是否真正自由呢？飛行可不是說笑，花費很多能量，被迫季節性遷徙，你說是否自由呢，可能牠是被命定這樣做。」被命定的自由，是一個教他相當着迷的說法，被命運推着走，但依然渴求自由。他提到一種飛行時回頭的鳥，「你向前飛的時候，你要回望，知道自己是從哪裏來，有很多歷史是帶到你今日。我們向前，盛載了很多責任和意義。想飛，想見更多的世界。但就算去到幾遠，都要知道自己是帶住某些束縛和價值而向前。」
台灣作家許菁芳形容，這本書是鍾耀華不停挖掘，直至只剩餘灰燼的狀態。事後他發現，寫作是為了說服自己，繼續走下去。「好多時覺得我冇辦法行落去。我不斷認知自己好冇用，無能為力，自己已經在灰燼裏面，再無火燄。其實如果我好認真地思考這些事，我是無法繼續下去，去到最深刻層面，我寫這些是無意思，但我必須說服自己，寫出來起碼有人有共鳴，有感覺，雖然我從自己出發。否則，我無法寫下去，我諗生存下去都冇辦法。」他重重複複，說自己「冇用」，一如書中呈現深邃的自我否定，「特別經歷過二○一九年，你發覺你只能夠做的是這樣，淨係識寫字，仲有咩可以做啫？你嘅能力就喺度，你就係咁蒼白。」
同樣是一九年，他試着用篤信堅定的文字說服自己，「懦弱者都有只得懦弱者才可發揮的位置與貢獻。」他不相信，沙不能截流，石不能成堤。「在香港一直覺得很孤獨，人際上的交流很多，幫我走下去，但在文字上的交流和觸動，我真的覺得很寂寞和孤獨。」不過，他認清自己的無用，才明白做的事不為什麼，純粹是想做。「如果時間不在你那邊，如果你寫的東西是沒有意義，沒人有共鳴，如果對歷史沒有任何作用，咁你點解要書寫？下一個問題是，你想唔想做，你願唔願意做？」
像往水裏投石，期盼泛起漣漪，鍾耀華說：「其實是渴望有人看得到你之餘，有人同你講，我都喺度，我同你都一樣。」
PROFILE
鍾耀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會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非常務秘書。畢業後當過記者、編輯，二○一六年與葉泳琳開辦「生活書社」，同時為自由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