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被視作較特殊的職業,耶魯情緒商數研究中心 (Yale Center f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曾針對坊間看藝術家「愁善感強」、「感性大於理性」等刻板印象作科研調查,取樣了三百零九位藝術家及三百零九位非創作者的數據作細項比對和分析,發現於談理智的項目中,藝術家普遍得分頗高且行動力強,至於得分偏低的「環境精通」(Environmental Mastery)卻非「壞事」,僅代表他們對環境具高度的「感知」天賦,性情才看似較敏感。
報告還特別提到:「具備對環境的『挑戰與應對的能力』,是決定能否長遠創作的關鍵。」沿此聯想:外在的困難無疑叫人頭痛,但做藝術和人生,從來是「精神苦旅」,時刻磨礪人的意志、品格和信念。
「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約兩年前,許方華(Phoebe Hui)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十六屆「藝術家年獎(媒體藝術)」後,曾於訪談中跟我分享,她的銀包中藏有一枚多年前購自美國的銀幣,其上刻着這句來自哲學家尼采的說話,是其用以自勉的銘言。
時光流轉,再談中生代藝術家的種種,她不諱言世道變幻,從外在遭逢社運、疫情之亂,內在經歷早年父親離世、離開全職教學後,決定留港專注當全職藝術家等心路,確實偶有迷惑,「但從未想過放下藝術。人不是單求生存,更需要生活。這個城市或有其考驗,可是自己仍然想繼續透過創作去尋找或創造一點希望。」
![許方華的大型藝術裝置《月逝無聲》強調視覺表現於科學和我們對宇宙的理解上的關鍵角色。](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wp-content/uploads/2024/03/low-pic-3a-20240326062334.jpg)
相信沒有藝術家喜歡被標籤化,就你的視角度和經歷,怎樣理解「中生代藝術家」的定義和處境?
P:許方華(Phoebe Hui)
P:二〇二二年初,我離開從事九年的教職,選擇留在香港專注發展全職藝術家事業。跟幾年前提早退休的藝術家陳育強教授和其他快踏入五十歲的藝術界朋友,不免開始留意中生代藝術家自身面對的狀態和現在的藝術發展機會。
所謂「新進」和「中生代」怎樣劃界線?譬如康定斯基(Kandinsky)三十歲時放棄法律和經濟學的教職轉行當畫家,若以年齡計算是步向成熟的年紀,但就職涯來看卻年資較淺。因此「中生代」於我而言只是一種階段性的指標,就浸淫在藝術界的時間長短作分野。
但藝術家的職涯發展沒明確的階梯,有時也像娛樂圈,在藝術界混得久了累積一定經驗,並不代表其創作的機會和資源能成正比。很多新進時期一起努力的藝術家朋友們,基於各種生命規劃的緣故,已從藝壇退下來。
若談創作視角,回想我的「新進」階段,仍在摸索自己的藝術語言,或較易受其他藝術家的影響,作品的完整性及細節尚待形塑;到「中生代」階段,我會更強烈追求未開發的創新性及原創性,從概念到技法上更紮實和直抒感想。
凡事一體兩面。你自覺相對剛入行時,對創作、執行和管理藝術等,是多了自我認同和信心,還是反過來,會因外界的聲音或框架,以至個人慣性與盲點,有點落入樽頸?
P:不變的是對藝術創作的熱愛。二○一三年從美國返香港後,世界變化急劇,但如此艱鉅仍繼續做藝術,全因我的生活不能沒有創作。曾有段時間因學校的海量工作和照顧病重的父親,我很久沒有創作,致令心情鬱悶,幸得家人支持和體諒,我準備好足夠資金留給家人後,就短暫前往耶魯大學進行研究和創作。那次經歷後,明白創作對自己的重量,也要藝術來照顧精神需要。
改變的主要是身體狀況。隨歲漸長,體能難及從前,像從事全職時,曾因太繁忙引發過勞症狀;本身做的藝術裝置亦偏大型,較消耗體力和時間;因創作多天沒好好睡覺,因應現今宣傳展覽還是要拍照片和短片宣傳作品,如何能保持頭腦清醒和合適的儀容來完成工作都很重要;即使我性情較內向,但偶爾仍會抽空出席和支持業內展會或活動等。故這階段,做好時間管理及體能鍛練,以應付需要高能量的創作和生活,非常重要。
心靈狀態亦影響創作。雖然我堅持做藝術,曾獲得一些獎項,但近兩年對於何謂好作品、個人能力等,略感迷茫。自覺有點「冒名頂替症候羣」(Imposter Syndrome),很多自我懷疑和不安,還常常想「摺(躲)起來」。從院校或海外學習得到的教育,以至後來在學院的教學生涯中,被視為好的作品比較強調對媒介的理解、對技藝的進深,但這類作品或需受眾對媒介有一定認識才能理解當中奧妙。我該怎樣引導大眾欣賞作品的巧思?若然他們不明白,那是否代表我的作品做得不好?我不會為打破框框而完全推翻花十多年建立的基礎和風格,但常會自我提醒,每一個藝術決定都要是有意識的選擇,而不是習慣。
執行和管理藝術方面,我是內向者(Introvert),傾向潛心創作,甚少活躍於社交媒體,因為我不確定是否喜歡數位生活記錄,永遠留存。惟網紅時代,香港受歡迎的藝術品通常話題大於技藝、羣眾討論也較顯淺,人們會花更多時間經營社交媒體、到處交際、談個人多於作品⋯⋯這部分我未有答案,亦會思考即使非刻意改變個性,但也不能跟時代脈搏太脫節吧?
外界刻板印象,年輕時以為沒有,但原來當藝術家發展到某階段,外界多少都會對你形成某些既定理解。例如當我完成了某類作品後,都曾被認為只會處理某類媒材、只接某個價錢的委約作品。其實,我從不局限自己,合作上着重的是雙方理念,仍然期待不同的可能性,會學習多表達這想法。另外,自己看自己亦會有盲點,從前做創作純粹想試、想玩,但日子久了,發現基於空間及收藏等限制,有些巨型的作品展覽後,或因無法保留要掉去堆填區或回收,都幾傷心。檢視後,我做大裝置會多思考哪類物料、要怎樣組件和拆件以便收藏,或有否其他展出機會或用途,顧及藝術品的After-life。
![許方華(中)於耶魯藝術研究資助計劃期間,曾推行藝術科技工作坊,讓參與者透過手牽手互動,結合特別設計的電路,利用身體的導電性製作不同音調的聲音樂器。](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wp-content/uploads/2024/03/low-pic-2-eca-deliver-circuit-drawing-workshop-at-yale-new-haven-body-as-sound-instrument-20240326062103.jpg)
現時香港從藝廊、各展會到政府等,有否足夠平台或資源予中生代藝術家發展?
P:據了解近年有些藝廊會早着先機,經各大院校的展覽或交流活動,接觸新生代學生或準畢業生,遇到合適的有機會以項目或月薪形式簽約,將作品推到本地及海外等,或因新人的作品價格較相宜、風格待定,收藏家要投資的成本較低,也較易進行藝術規劃吧?對新人來說,得到入行機會或商業保障,也是好開始吧?
而我讀書和起步階段,尚未流行這模式,大家是用較傳統的方式開展事業。當藝廊多聚焦後浪或非常資深的一羣,中生代藝術家定位不免尷尬。友好的策展人郭瑛都觀察到香港較缺乏支援中生代的資助項目,現象多少影響整體的網絡連結性。
因為商業藝廊和政府的資源很多時緊扣,而政府的政策和資助申請,雖然會看你的作品質素,但有時亦看運氣,像最近政府投入很多資源創造大型公眾裝置,同業都頗期待,但最終獲委約執行藝術作品的承包商或無藝術創作的背景,以至幾年下來,效果似乎未臻理想。如何深化作品的概念?政府或可多邀請中生代藝術家參與,因他們有相當創作經驗,或有助大型公眾裝置資源被更好地發揮和運用。
尋藝路上,你又怎樣尋求精神上的支援?
P:雖然我是很宅的藝術家,但很幸運經常遇到能明白自己藝術理念,也會伸出援手的藝壇朋友和夥伴。特別是策展人郭瑛及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藝術家朋友們,會用其專業意見和朋友的態度,陪伴我思考和傾談很多問題。有一羣長年合作的承包商和師父,遇到難搞的工程以至執行和製作危機,都會主動協助;感謝我教書時認識的學生及其他新世代的藝術羣,畢業多年後還願意多次前來我的小型工作室,幫忙完成大型作品; 我跟藝術家林嵐不熟稔,但有次被她寫的一篇文章擊中心靈,也有發訊息聯繫。
更感觸和開心的是看到昔日的學生成長,在藝壇獨當一面,如PODIUM的創辦人Cusson就是例子。不敢說「教導」到甚麼,但藝途上曾互相同行過,讓我感受到汗水和辛勞,總有其價值和意義。
若問下一個「藝術里程碑」,我想無論身在何方,總之忠於內心,繼續放眼觀察、大膽嘗試,別自我設限,藝術往往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回應你的生命。
PROFILE
許方華,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先後於英國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完成藝術碩士,及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讀媒體設計與藝術碩士課程。二〇二二榮獲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家年獎媒體藝術)。
許氏從事跨媒體創作與研究,近年作品的靈感多取材自科學哲學與系統美學的概念。二○一九年獲選「第五屆愛彼藝術創作委託計劃」藝術家,是首位亞州裔及首位女性得獎者;又曾榮獲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紐約)耶魯中國藝術獎助金、亞洲文化協會李子潔獎助金等。其藝術實踐和論文曾於奧地利電子藝術節、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及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