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文獻記載，本地種茶主要在新界或海島、地勢高的地方，其中大帽山及鳳凰山均有種茶記錄。就像一八一九年、清朝嘉慶二十四年《新安縣志》卷二〈輿地二，物產〉記載，「茶產，邑中者甚夥。其出於杯渡山絕壁上者，有類蒙山茶，烹之作幽蘭、茉莉氣。緣山勢高，得霧露以滋潤之，故味益甘芳，但不易得耳。若鳳凰山之鳳凰茶、擔杆山之擔杆茶，消食退熱。以及竹仔林之清明 茶，亦邑中之最著者也。」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在清代也出產過「四大名茶」。
除記載香港開埠前歷史的文獻外，亦有學者發現鳳凰山於一八九○年代或之前，存在由島外華人經營的茶葉種植園，但後來因大嶼山瘧疾疫情肆虐而令當地人口大幅減少，茶園因無人管理而被荒廢；直至一九四八年，英國人貝納褀（Brook Antony Bernacchi）購入覺蓮寺後，再於昂坪買入多幅面積共6.5英畝的土地，並於大嶼山海拔四百五十米的木魚山山腰開設昂坪茶園，山上再次飄出茶葉幽香。及至一九七○年代，茶園轉型為綜合休閒場所，惟後來因貝納祺身 體狀況欠佳，便在一九九三年將園區大部分的私人土地出售。貝納祺在一九九六年過世，現在的木魚山上，除了其英式大宅庭園內的數排茶樹形成了的小茶園，昔日茶園已面目全非。
上個月，我跟隨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張展鴻教授，以及中大「昂坪雲霧茶傳奇」項目研究助理Alex Wong前往昂坪茶園舊址考察。當天中午，剛下了一場滂沱大雨，走在水泥路上，兩旁更顯得雜草叢生。張教授指指叢林深處道，「貝納祺是位大律師，創辦了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律師辦事處，而茶和馬也是他的興趣，那邊有個馬廄，不過進去的路太 危險，加上天雨路滑，今天不去看 了。」
學者對比一九四八年前後的航拍圖片，發現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年間，於木魚山上出現大量尖頂磚牆英式建築，估計都是因茶園發展而蓋。
「貝納祺於二戰時期曾經當兵，戰後去過斯里蘭卡，來到香港後愛上這個地方，便想在大嶼山上打造斯里蘭卡的茶園景觀。」張教授解說。從路旁已成殘垣斷壁的員工宿舍、製茶工場和馬廄，加上Alex手上的黑白老照片，不難想像昔日這座半山中，遍野嫩綠當中點綴尖頂磚屋，有着歐洲明信片的風景。
曇花一現的蓮花嘜雲霧茶
老房屋頂已倒，當中長出雜草，樹木枝椏穿過破爛的窗戶。Alex也不由慨嘆，「我在兩年前來的時候，這座建築還好端端的。」半世紀前的建築破落不堪，一九七五年開幕的前大嶼山茶亭也荒廢凋零。茶亭本來售賣昂坪茶園於一九五五年推出的「蓮花嘜雲霧茶」，包括六安、茉莉、壽眉和鐵觀音等茶產，茶亭後來易手，如今更已荒廢。而茶亭右後方為一九六三年擴建而成的製茶工場，「我們在當中找到昔日從臺灣和意大利購入的製茶機器，證明當時製茶由人手踏入機械化。」
「我們來找找茶樹。」待雨停了，張教授在凌亂的草叢當中，不到一分鐘便找到茶樹。貝納祺曾僱用來自臺灣的製茶專家擔任昂坪茶園廠長，到一九七二年時，茶園開墾面積便達到六十英畝，種有六千棵茶樹，年產量有三萬六千磅中國茶葉。我將採摘得來的幾片茶葉放在手心，是金萱嗎？還是名花？可是張教授表示目前仍未做基因檢測，無法確定茶樹品種。但從當時的「蓮花嘜雲霧茶」品牌廣告上，有「集世界各地名茶之優點」的宣傳句子，Alex推想當時貝納祺先生於世界各地物色茶樹。
電話號碼只有五個數目字的年代，沒有圖片的廣告宣傳句子也十分吸引，形容蓮花嘜雲霧茶「富含維他命」、「提神」、「健胃」、「殺菌」之外，甚至「長飲尤能延年益壽，據科學家之分析研究，更能防治原子幅射塵之感染。」可能宣傳成功，有日本財團於七十年代初表示有意投資昂坪茶園，將其發展為旅遊景點，可是計劃於一九七六年觸礁。雖然茶園於後期建起茶亭、騎馬場和滾軸溜冰場，但難逃沒落命運。一九八一年，茶園面積也削減至十六英畝。今天，只能以探索形式找尋茶樹。
張教授估計，昔日大嶼山的茶樹於高峰期達到二十萬棵，現存零零星星散落各處的茶樹數量，實在不敢確定。「有些掉到河裏與樹蛙一起，不少仍生長得非常好，也有因沒人打理而長到五米高的茶樹。這些茶樹落地生根，經過多代變化，繼續開花結果，擁有自己個性特色。好像五米高的茶樹，因沒人會爬梯採茶，本不可能出現在商業化的世界，而現在我們可以在它身上找出茶的可能性，還有研究歷史的價值。」另外，貝納祺後人亦將大宅庭園的數百棵茶樹提供給中大修剪。「現時正在復修，等待發芽，明年春天幸運的話，可採一公斤茶青，做出二百克茶葉。十分期望，希望可以品嘗到昂坪的春茶。」
真正大慈善家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團隊在二〇二一年獲大嶼山保育基金撥款資助，以昂坪茶園作為起步點追溯大嶼山的種茶歷史及發展過程。遊走過茶園舊址後，有個名字深深刻在腦中，就是行善不求回報的貝納祺。
貝納祺視香港為家，愛香港也愛香港人，他所做的好人好事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一九五二年於赤柱開辦香港航海學校，將窮苦家庭孩子孕育成專才，給予改寫命運的機會。而他的茶園，不單延續了香港茶園發展，也惠澤了當時的低下階層。
茶園製茶，直接製造就業機會，貝納祺當時僱用釋囚、戒毒者、貧苦村民和無家者，於一九六三年，更因收留偷渡走難的非法移民而惹上官司，當時《華僑日報》上的標題為「法律與良心時有衝突」、「照顧無依無靠者為人類天性在法律上則有抵觸」、「貝納祺大律師好意收容逃港難民被判罰一千元」。今時今日，這類題材，仍值得反思，而這位善士的慈悲之心，亦值得被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