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玲低着頭，雙手繼續編織着頸巾。
她的手開始急促起來，碎着念，大汗淋漓，顯然對抗着那把「聲音」也讓她相當費神。
她盡力讓「聲音」壓下來，讓自己不影響到社區中心內的街坊、同工。
「出發吧。」良久，阿玲終於準備就緒，向我開口說道。
這天，陪同阿玲到醫院覆診。阿玲是有精神科跟進的，亦需要定時覆診以達到得到某些社福支援所需的要求。可是，她從來很討厭到醫院，因為她曾經接受治療時被綁；她討厭吃藥，因為吃藥後的反應很強烈，很不舒服；她更討厭自己被冠上「精神病」這個字眼，因為她渴望被愛、被理解。
所以和醫生交手數句後，面對理所當然的問題，聰穎的她回答着理所當然的答案，簽着要簽的文件，再與精神科護士見面後，便出發前往藥房。但阿玲當然不想去。
「去拎少少藥以備不時之需吧。」我所謂介入地說道。
顯然阿玲因我這句話開始生氣了，但仍相當有道理地分享那款藥物對她的影響、甚至傷害。然後，腦海中困擾她的「聲音」再次出現了，突然由原本頭頭是道轉變為痛罵另一個人般。
我在醫院大堂中被痛罵了十多分鐘以上。途人有頓足觀察、有報以奇怪的目光、亦有想協助的，但我都只揮揮手着他們離開。
我理解她的經歷、她的痛，理解她受着幻聽影響，理解自己不合宜的說話，更理解我倆之間的信任。
我知道會過去的。只要留下來，聆聽着、傾聽着。
過去了。
她開始緩下來、碎着念，並轉身離去，我告訴她我會在背後陪同着支持着，直到上火車時的一刻，她說道：「不好意思，把聲又搞我。」
我又怎會不好意思，我知道她太努力了。
「你試想像你在工作的時候，突然掉進過山車上，尖叫聲、過山車的聲音，而隔離仲要有個賤人，不停斷在你耳邊吵鬧着，每日重複數十次，你可以點做？」這是阿玲在狀態不錯的時候，一次很真誠的分享，我嘗試代入角色，感受到可是天上與地下的巨大差別。
我反問自己到底能同理她的苦痛多少，但還是只能努力的試着貼近。
「我可以做的，就是同自己講嘢、講得大聲過佢。」聽着，我點着頭，她接着說：「我唔係傻㗎，我搞得掂。」
我把這段流露着智慧的話記錄下來，同樣記着的是她面容，很燦爛、很陽光的笑容，當時的她仍是無家者、有家歸不得，亦有很多問題困擾着她，但她仍在幻聽下堅定地生活着。
而我亦在她身上，得到了決意及信心。
幻聽（Auditory hallucination）經常出現在精神復元人士的病歷上，臨床表徵（Clinical features）的一欄中。各方面的社區教育指出「幻聽是精神疾病的一種病徵」，必須及早治療，而藥物治療是最有效的方法，這種訊息更是被廣泛地傳播。結果無論是業界同事或社區人士，亦往往理所當然地把「幻聽」與「精神疾病」互相扣連。但是，遇到幻聽是否必然是與精神疾病扣連，或是否只能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上介入，這對於服務對象的福祉而言，有着重大的反思空間。
根據2017年英國一項精神病徵普查研究（Kelleher & DeVylder, 2017），發現到幻聽在所有病徵當中普及率為22%，同時有3.7%的市民表示曾經有幻聽的經驗。另外一篇研究（Linscott, & van O, 2013）當中，得出一般市民曾經感受「幻聽」的中位數為6%，在「聽見聲音網絡」資料顯示中，世界亦有3-10%的人經歷過「幻聽」，包括長期幻聽、偶發幻聽。所以其實「幻聽」的普遍性比想像中高，亦不只是「精神病患」的專利。
然而，市民在街上看見有人「自言自語」時，都會有所擔心，但其實每人或多或少都會面對這種時刻。正如筆者面對一場演講時，也會緊張、擔心，或會設法讓自己放鬆下來，這就是內在對話（Inner speech）的重要性，更有時會碎碎念，讓自己更專注下來，這些方法對調節個人思想和情緒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不要假定所有「幻聽」或「自言自語」都與「精神疾病」扣連，有時會是因為心理創傷、重大壓力、生理疾病（如感官疾病及中樞神經疾病）等不同的問題引發幻聽。幻聽的內容、同時所牽動的情緒，以及如何應對，對以後的發展至關重要。如家人、朋友、社區忽略了幻聽帶來的感受，只會繼續增加他們的無力感，他們的狀況亦因而變得更惡劣。
另邊廂，主流的精神醫學去處理「幻聽」，都是以藥物為主，心理治療為輔。但事實上藥物會把很多感受都抑壓下來，以致讓患者情緒很「平」，亦會很容易疲倦。阿玲亦曾經嘗試準時服用藥物，在醫生眼中，是治療；在街坊眼中，是進步；在她眼中，是累透；在我眼中，是情緒囚禁。那段時間的她，平和但遲緩、對話從對答如流變成了支離破碎。當前狀態下的阿玲，是否真正的她？那所謂心理治療，我又如何能進行？
最終，很有智慧、喜愛笑、喜愛手作、喜愛打扮的阿玲有了她自己選擇的答案。
我並沒有否定精神醫學，亦沒有否定心理治療，只是把介入的優次調節，以阿玲為主、心理治療為輔、藥物為次，顯然阿玲才是幻聽的專家，她設法讓自己與聲音共存，她要的就是更多方法保持「對聲音的控制及理解」，讓自己過得更好。
我沒有描繪阿玲為一個可憐的小天使，就現實而言，的確有時會嚇怕旁人，但她不會、亦未曾傷害過任何人。她努力對抗着幻聽，值得更好的待遇、更多的讚美；絕對值得把她多元的聲音在社區內引發一點共鳴。
社區內能夠充斥着相互交織的聲音，比起無聲，絕對是一種福氣。
最後，還是可以繼續想想看，阿玲狀況的關鍵究竟是她自身的問題？還是源自於社會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