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現在這情況需要做手術嗎？」
「肺的情況沒確定，我不會給意見。」
「這是我的驗血報告，我想捐肝給爸爸。」
「你別給我看，我不會給意見。」
我和盧寵茂僵持在那裏，對白如麥兜電影般循環：「媽媽，我想跟飯啊。」「跟乜嘢飯啫！食乜都未知！ 」
最終花1000塊被盧寵茂訓了半小時，什麼意見也沒得到，他說：「叫你爸來見我，否則別再來了。」
那是12月的一天，距離上次見盧寵茂已經四個月。我無法解釋這期間我家經歷了什麼：父親迷信的介入消融術做了兩次都沒能「歪打正着」，氣功也沒有任何效果，最近在港怡醫院做的PET CT顯示肺部仍然有光點，而肝臟腫瘤增多了。港怡醫院的腫瘤科醫生建議開始吃靶向藥，威爾斯醫院的腫瘤科醫生建議用免疫療法，兩位都不主張手術。但內地的肝膽胰科醫生卻極力主張立即做手術，並且已經將父親收治入院。
所謂住院，就是一邊等手術排期，一邊每天按時去病房打吊針，吃一堆西醫開的中成藥，在病牀上吃一頓午飯，到下午打完針回家。這一次我們換了一位主治醫生，明顯感覺到他的病房裏沒有送禮文化，是一個兢兢業業的科室團隊。然而，當母親被叫去和醫生談話，醫生明確對她說：「你先生的肝臟情況已經很差，必須做一個開腹大切除，雖然是姑息手術，但是再不切就不行了。」
我們又站在了十字路口。這一路以來，香港和廣州的醫生彷彿看到的是兩個病人。
直到就診前一刻，我仍在叮囑父親：「等下見到盧院長，不管他對你發火還是怎樣，你都不要頂嘴。我們就是來聽聽他對於手術的意見。」
父親戴着住院病人的手環走進診室，盧寵茂微笑說：「王醫生，你來了。」
我從未見過盧寵茂如此溫和耐心的一面。他知道父親是放射科醫生，就從C11和F18這兩種放射性元素在PET CT上顯影的原理說起，解釋為什麼他之前建議父親去香港做這個檢查，據他所知廣州的醫院還沒有具備製作這種顯影劑條件的實驗室。父親點頭稱是。
他解釋內地和香港的思維邏輯為什麼不同：「在內地，科室之間交流很少，也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腫瘤科醫生，所以拿不出整體治療方案。基本上病人都是在一個醫生手上治到不能治了，才轉去下一個醫生。如果你8月時看的是胸科，他一定會建議你做肺部穿刺或者手術來處理肺部的情況。你看肝膽胰科，他就用盡辦法給你治肝，看介入科，就一直做介入。即使是同一間醫院，不同科室之間沒有會診機制，再說醫生也忙。更何況內地的病人異地看病很普遍，很難追蹤病例。而在香港，醫生之間有共識，遵循的是同一個原則。以肝癌為例，5cm以下的單個腫瘤先考慮根治性手術，如果癌細胞擴散，再想其他治療手段。在香港，不管你從哪一個醫生看起，大家遵循的是同一張路線圖。而且，如果不是自己專業的範疇，香港醫生很自然會推薦你去看那個專科的醫生。」
他苦笑道：「如今新出了免疫療法，到我這裏看病的病人，十個有九個半都問免疫療法。那個療法只對不到20%的人有效，我是外科醫生，肝臟有再生能力，如果能夠做手術的話，我為什麼不做手術？」
他再來分析父親最近這次掃描報告，肺部的問題仍然存在，8月時提出的疑問還沒有解決，如果肝癌已經擴散，那肝臟再做手術的意義何在？
最後，他甚至說：「王醫生，如果我是你，我會選擇先處理肺的問題。」
父親終被說服，在廣州辦理出院，到港大深圳醫院做了肺部手術。術後兩天出院，由始至終一瓶吊針也沒有打，手術傷口只貼了塊膠布，醫生總共只開過幾粒止痛藥。
這樣一間醫院，在每年輸液超過一百億瓶的中國，絕對是個異數。我後來常跟香港朋友開玩笑說，香港近年和內地政府合作的項目，大概只有港大深圳醫院是令內地賠錢的，怎沒人好好研究一下這個經驗。
父親在深圳做完手術的那個夜晚，我下班趕過去，通宵陪在病房，終於獨自幫他在牀上解小便，沒有叫醒母親。
第二天清晨，我回香港上班。穿著昨夜的西裝，走進剛拉起捲閘的「深圳灣公園」站，早上6點半的地鐵靜謐空蕩。在「車公廟」轉車，漸漸有了上學上班的同路人。在「會展中心」再轉一次，城市漸漸甦醒。
那是我第一次在工作日的清早從深圳回香港。一路見到背着大包初到深圳打工的內地青年，新奇地搭乘行人輸送帶，向同伴大聲驚呼：「還有這種東西！」見到拎着豆漿饅頭，臉還沒醒卻塗着醒目大紅唇的女性上班族。見到跨境上學的學生──穿着熨燙平整的校服，打着領帶，戴着粗框眼睛，不再是我印象中的「鴨仔團」，他們都已經長大了。
我隨着人潮從四面八方匯聚福田口岸過關，毋須經過社會學訓練也能看出，這是這城市裏一羣營養更好、經濟更優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過橋的時候，鹹蛋黃太陽在圓形窗戶中升起，一個小男孩不禁停下來駐足觀望，我放慢腳步從他身後經過，知道他和我受到同一縷陽光的感召。
滿載乘客的地鐵從落馬洲到上水，一路南下，車廂愈加逼仄擁擠，滿耳是青少年鳴囀啾啁，滿眼是本地居民疲倦厭惡。跨境中小學生沿途下車，到大埔全部下完，之後車廂徹底填滿沉默。到了紅磡，我在壯觀有序的隧巴蛇餅中找到104號巴士那一盤，至此完成香港人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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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病理報告證實肺癌是原發，不過醫生在手術過程中已經發現肺癌有擴散，告知不適合做肺葉切除根治。盧寵茂看了病理報告，沒有再約見門診，而是建議我們直接轉診腫瘤內科，我們也就明白肝臟手術也不用做了。
年底內地最廣為人知的新聞之一是多種抗癌藥的醫保准入談判，用於肝癌的抗癌藥索拉非尼（sorafenib）也被納入醫保。父親退休之後，吃藥只需支付市場價的十分之一，於是決定徹底回廣州治療。
再後來，也就和其他的癌症病人一樣，開始吃中藥。名老中醫聽說我們曾經拒絕第二次肝臟手術，豎起大拇指說：「好在沒有做，他們整天叫我去會診，我眼看他們開一個死一個。」
我們尷尬地陪笑。
這回連父親也說：「唉，香港醫生個個說話不肯定，內地醫生反過來，個個自信得嚇人。」 （六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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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系列寫得艱辛，感謝讀者耐心閱讀。我內心希望沒完沒了地寫下去，然而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
都說癌症無論怎麼治，最後都會後悔。正確的選擇難以證實，錯誤的決定無法挽回。我將陪父親治病最初的這段經歷記錄下來，並不是要判斷哪種醫療方案更好，更不敢供有需要的人參考借鑑。我這一年來聆聽過許多場醫療宣講會，深深明白病友和家屬的絕望之情。只能無力地說一句：「都是命吧。」
我在這幾篇文章中具名提及的醫院和醫生，是我相信能夠容忍我書寫的。曾經有內地媒體約稿，我思量再三，終於不夠勇氣下筆。內地的醫院和醫生，都太難了。況且，我陪父親在內地看病，遇到的人和事總令我感到委屈，沒有辦法好好說話，張嘴就會變成控訴，估計寫了也發不出來。
感謝《明周》接納這些稿件。
最後，感激父母用自己的方式忍耐堅持着。我以前喜歡把死掛在嘴邊，日常一副生無可戀的態度。自從父親生病以來，我明白這種輕佻很不顧及別人感受。活着很痛苦，死也不是那麼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