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六之三）

6月的一天，我坐在港大深圳醫院國際醫療中心的候診大廳裏，心中無比痛苦，眼睛卻忍不住好奇地四下張望。

父親手術後一個月複查，發現腫瘤標誌物AFP雖然顯注下降，卻仍超標數倍。CT和MRI掃描又見肝區有幾處可疑陰影，醫生於是將我們轉去「介入科」，建議做介入治療，以射頻消融術消除可疑組織。

才出院回家沒幾天，沒想到癌症這麼快復發，父母頹然接受醫生安排，又住院了。而我的本能反應卻是：換一個醫生看看。這些年在香港生活，認識了一些人，香港是個很小的社會，上下一打聽，大家都說：「要不看盧寵茂吧？」

雖然不知道盧寵茂在專業上有多厲害，只見不喜歡他為人的醫生也推薦他，報道過他負面新聞的記者也推薦他，與他相識數十年的他的同學朋友也推薦他，我便決定去找他。找他還有一個現實優勢：較之本地其他肝臟權威專家，找盧寵茂看病最快最便宜的辦法是去港大深圳醫院預約他的專家門診。他每星期都有門診時間，一次諮詢費用是1000塊人民幣。

我帶着父親的病例和片子，在一個星期三中午，請假去了深圳。那天恰好是父親的介入手術日，父母不好意思告訴醫生我們在找別人看病，因此無法將手術改期，糊裏糊塗地又進了手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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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圳醫院和內地所有模仿與國際接軌的新鮮事物一樣，乍一看是那麼回事，可是經不起細看，細看就會發覺好像不是那麼回事。

我坐在國際醫療中心寬大的皮沙發裏，手機連上Wi-Fi，去咖啡機按了一杯膠囊咖啡，取一小包餅乾邊吃邊等。候診大廳的環境十分舒適，人也很少，所有護士都化了正妝，對我輕聲細語，令人如沐春風。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房子不吸音：20米開外有人說話，沒大喊大叫，我也聽得清清楚楚。想起在香港，即使是在天花板很低、人來人往的公立醫院裏，給人感覺也是安靜的。

洗手間是蹲廁。

到了預約時間，護士將我帶的資料收去給盧院長看。半小時後，領我去見醫生。

盧寵茂坐在診室裏，身邊是一位穿醫生袍的年輕男醫生。他身材修長，小麥色皮膚，細邊眼鏡，金色領帶，深色西裝質地精良，白襯衣配了袖口鈕，渾身上下極致講究。

當他開口說話，普通話比一般香港人說得好，語氣謙遜誠懇，沒有一句廢話。他拿過一張紙，幾筆畫出一幅肝臟草圖，克制地評論我父親5月的那次手術。他認為我父親的肝功能其實還好，微創手術不妥，應該開腹腔作肝區規則切除，甚至盡可能多切一些，這樣既能夠有效防止癌細胞擴散，又方便日後在影像上監測觀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看到一片模棱兩可的陰影。在他看來，僅憑目前掃描結果並不足以確診我父親是癌症復發，反而有可能僅僅是手術後留下的殘腔組織。在還沒有確診的情況下急於做介入消融，無異於以晚期手段對付早期癌症。

他解釋AFP的變化規律大約是以一周為半衰期，不會切除腫瘤便立即恢復正常，我父親的驗血報告其實是符合AFP下降規律的，他還提醒我以後盡量在同一個實驗室化驗，因為不同實驗室的試劑也會有差別。

他最擔心的反而是手術不規則切除可能造成污染，令癌細胞隨血液擴散。既然之前沒有做過正電子掃描，他建議在介入消融術後一個月，待這次手術打的顯影劑代謝乾淨，去做一次FDG及C11同位素正電子掃描（PET CT）。他說：「一般放射檢查很難發現癌細胞，這個檢查的原理是注入脫氧葡萄糖類的特製追蹤劑，因為癌細胞喜歡糖，這就像讓森林中的癌細胞打起手電筒，直升機在黑夜上空飛過，容易發現森林中打手電的癌細胞。」

盧寵茂是在父親生病以來，我們遇到的第一位認真解讀報告，分析病情，提出整體治療思路的醫生。

看完病出來，陪我去的親戚之前只見過盧寵茂開會做報告的一面，他不禁感慨地說：「盧院長是真正的專家，這麼好的醫生不看病是病人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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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到廣州，父親已經全然被另一位醫生折服。

「介入科」的病房比「肝膽胰科」擁擠，走廊裏四處加滿病牀，牀上無一例外是一張蠟黃黯淡的臉，吊着一包黃得發亮的藥水。父親的牀位在走廊盡頭的一間病房裏。短褲背心背個書包的我穿過走廊去找父親，感到沿途被一雙雙羨慕的眼睛注視。

介入手術雖然也是手術，創傷程度畢竟輕微得多，接受治療的病人一般五至七天就能出院。我見到父親的時候，他已經可以下牀活動，精神很好，預備下星期出院。

父親領我去看病房宣傳欄上的本科室醫生介紹，興奮地告訴我別的病人的故事。

這層病房的病人對於本層科主任懷有宗教式崇拜。罹患各種癌症的病人都來這裏做治療，有些得以存活數年，每當複查出腫瘤就「回來消掉它」。父親眼看身邊許多病友是這裏的「熟客」，而身體狀態看起來似乎很不錯，由是重新燃起希望和信心。他覺得自己也可以像他們一樣，正常地生活，每半年到一年複查一次，如果再發現腫瘤就回來消掉它。他被這個想法深深地迷住了。

主任確是自信之人。查房的時候見到我，手指着旁邊牀位的病人說：「我們這裏很多病人是從香港和國外回來的，這位就是從美國回來的，美國都不敢給她治，說她的腫瘤太大，結果呢，從發現肝癌到現在已經十年了，這是第幾次來了？」

我心裏有點兒不以為然，他指的那個阿婆一看就是在美國唐人街住了一輩子英語都不會說的華人，打電話扯着我們聽不懂的鄉音。想起在宣傳欄裏見到這個科室連主任在內總共只有三個醫生，而他們的學歷背景一看就不怎麼入流，屬於─高考失敗，考研究生到大城市普通高校，畢業後在下級醫院工作幾年，終於轉到這個科室來─那種。而「介入科」本身就是一個不倫不類的稱謂。

父親對此毫不介意。他認為自己找到了道路真理生命。這個科室終日川流不息的客流量和病人之間口耳相傳的成功個案彰顯着經驗主義的大勝利。主任人高馬大，拍拍父親肩膀，叫一聲「老王」，連我看見都深受鼓舞。父親從此跟定了主任，不願意去別的地方看了。

其實在我們病房門口的加牀上，就躺着一個極瘦削的年輕人，大熱天也穿著羽絨。他沒有家屬陪同，下牀去打水的時候，我瞄到他牀尾的病人牌，看見他和我同歲。我知道他十分注意我，但是沒有和我說過話。在病房裏，健康人和病人之間有一道看不見的鴻溝。他走路的樣子很奇怪，佝僂着腰一瘸一拐地划着步子。我問母親他為什麼那樣走路，母親說那是因為他肚子痛──痛的人身子會不由自主地蜷縮起來。

他住進來第二天晚上不知道從哪裏買來一個芒果吃了，次日清晨吵着要護士給他打止痛針，大聲地呻吟。喊痛的時候也顧不上注意我了。

我和母親在父親面前默契地對門口這個絕望的年輕人視而不見。事實上，父親對所有情況不太好的病人都視而不見，彷彿多看一眼就會亂他軍心，削弱他的生命。

我好說歹說，他終於同意去香港做一次PET CT。過一段時間又改變主意，堅持不做CT要做MRI，因為MRI輻射小。正好養和醫院的機器壞了，我便給他預約了港怡醫院做PET MRI。（六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