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隊成員：孔繁毅 港大醫學院助理院長（臨牀課程及考核）兼內科學系教授
任務：流感的臨牀研究、流感疫苗
地點：瑪麗醫院A6隔離病房
孔繁毅醫生先推開A6隔離病房第一道門，戴上口罩，然後才推開另一道門，走進病房內的辦公室，與助手譚醫生會合。「點呀，現在那位疑似麻疹個案？」助手譚醫生打開病人檔案，交代細節，說話飛快夾雜英語醫學名詞，孔繁毅醫生聽後說：「好。」
他說，之前有兩個疑似麻疹個案已經確診，但不是來自機場源頭的個案，「有一個荷蘭人，有一個菲律賓人，兩個也很快康復。現在留院那一位，他是自己來到急症室，做了檢驗和基因排序測試，稍後知結果。」他續說：「我們每年也有三、四個麻疹病人。其實，香港社區抗體高，死亡率低，個個打晒針，疫苗也有效的，相信即使會有爆發，爆發的是不打針的地方，如菲律賓、日本、紐約等地方。」他估計，今次疫症源頭有機會是其中一個工作人員，因為其他受感染的，有機師和地勤人員。他可能發燒時仍在一些機場地方活動。未必是旅客，因為路過，很快會離開。
2003年沙士與隔離病房的回憶
枱上還有其他病人的檔案，譚醫生逐一打開，再詳盡地交代各人情況，孔繁毅聽罷，又說：「好。」然後，兩人有默契地穿上保護衣和醫生帽，前往巡房。
入住隔離病房，常見是患有肺癆、麻疹、水痘、生蛇或流感的病人。「抗藥性細菌的帶菌者亦需要隔離，如病牀不夠，就會安排獨立的普通病房。」
每間房都有兩道門，每次看完一個病人，他們也會用門中間的洗手盆洗手。「2003年，瑪麗醫院的沙士病人也是住在這一層。那時還沒有隔離病房，全世界也沒有。」
他當年參與沙士抗疫，平日就在這裏為沙士病人看診，這地方對他來說意義重大，「我是基督徒，看病人前，先祈禱才走進病房。」那時，每天下班和周末，連續三星期，他和鄭智聰醫生義務到聯合醫院看淘大花園的病人，「我們一個周末為一百二十個病人看診，為他們寫病歷、取鼻膜樣本、抽血，然後一路跟進。雖然知道好危險，但當時心口寫個勇字，大家士氣很好，護士亦都好搏命，很幸運我們沒有受到感染。」
他說，經歷沙士，大家汲取經驗，要做好感染控制，瑪麗醫院於是將該層的A6病房，改為隔離病房，最近亦已重新裝修。「以前A6是三個病人一間房，每間房只能入住同類感染的病人，也不能男女同房，所以有些牀位用不到。現改為兩人一房，可以容納多些病人。B6和C6病房，其實在有需要時也會用作隔離病房。」
巡房後，他便跟譚醫生討論。「要make decision，他和我負責隔離病房，須照顧所有病人、行政和感染控制。最近病人入院情況比較普遍，春天比較多患水痘，肺癆倒是一年四季也有。」
細菌和病毒很聰明
「我喜歡見病人，雖然這份工作係會有生命危險。」孔繁毅醫生說，沙士的抗疫經驗，令對他臨牀工作有更大的感受。「當時除了在瑪麗醫院和聯合醫院看沙士病人，晚上就做筆記，將臨牀和實驗室的結果結合，進行新藥物或疫苗研究。」
他的專長，是臨牀研究及轉譯研究（Tran-slational trial）。「我們很多臨牀研究，都在門診裏面發生，譬如剛過去的流感高峰期，便做了流感注射的研究，即是將實驗室研發的藥物或疫苗，應用到我們病人身上。」
他在實驗室發現，用現有的消炎藥物，如非類固醇的消炎藥及抗生素，對流感病毒有抑壓作用。於是在2014至2015年間，出現H3N2禽流感的時間，他們便以三聯藥物（特敏福、非類固醇消炎藥、抗生素）的方式去為流感病人作治療，發現病人的病毒指數及發炎指數也下跌得較多，「效果比只用特敏福好，少一點死亡個案，住院時間更短，康復情況也較理想。」
他說，細菌或者病毒很聰明，當你用抗病毒的藥物或者抗生素去消滅它們，它們就會躲起來，而且會變種。「所以你要贏它們，一定要繼續做，跟它搏鬥，也要同時間競賽。」
注射方法也可以影響效用
他同時從事流感疫苗研究，例如研究怎樣令疫苗的抗體增加。「一般流感疫苗，肌肉注射，即那一支針很粗的，是打落手臂的。」2010年，有一位以色列醫生，研發出一個皮內注射的工具，一個細小針嘴，針嘴上有三個短小的刀仔，只要按在皮膚就能進行注射。當時這位醫生已在荷蘭做了一些臨牀的研究，主動找孔繁毅，希望擴展研究範圍。
「剛巧當時有豬流感疫苗，於是我們跟他合作，研究特別針對一些長者不能自己產生抗體，或一些服食抑壓免疫系統藥物長期病患者，例如癌症或血科病人，因為他們的抗體是不足夠的，我們採用這個皮內注射方式進行測試，結果發現抗體大概會高四分一。」
相關研究仍在繼續，他把臨牀測驗範圍擴大，結果其他接受注射的人抗體也增加了。「我自己年年都打，效果很不錯。」除流感疫苗，同樣應用在乙型肝炎疫苗測試，亦同樣增加了抗體。
奇難雜症vs奇思異想
科研有趣之處在於，個別的奇難雜症，其實都能透過醫學研究的思維解決。曾有一個白血病人，臉上長滿膿瘡，為他作抽血檢驗，血液能種出沙門氏菌和不同的超級細菌，原來病人身上有干擾素的抗體，處方抗生素，醫好後，會再感染。「當時，教授建議幫他以靜脈注射方式，長期注入抗生素，讓他自己在家中進行，之後維持了三年，再沒有病發。我們也收不同醫院轉介相類個案，現在仍有十幾個病人前來覆診。後來，《英倫雜誌》刊登新的治療方法，先量度病人抗體，再為病人注射一種原用於淋巴病的藥物，那就可以抑壓那個干擾素的抗體，從而重新釋放干擾素。病人定期兩三年進行相關注射，可以痊癒，再不用長期注射抗生素。
「我沒有想過做科研，除非能跟隨一位好老師，把實驗室研究帶到臨牀。」本身是胃肝臟腸科醫生的他說，袁國勇是一個好榜樣，因他外科出身，也做過內科，知識由基礎科學研究，再延伸到臨牀。「他亦會親自出馬看病、會診，再將臨牀科研的成果帶給我們的病人，可以應付那麼多範疇，是很獨特的。」
2009年爆發豬流感（H1N1），當中有1%豬流感病人有嚴重感染，十五名患者最後死亡。「當時我們很驚訝，因病毒是從墨西哥傳來，未有抗病毒的藥物可以醫治。」
對抗的是病 服務的是人
情況緊急，他們根據1918年西班牙型流感患者的恢復期血漿治療經驗，進行了一項特別研究。「我們在紅十字會協助下，呼籲曾在美國留學的人前來捐血。該會職員加上我們的同事，八至十個人，打了一萬個電話，用兩個月時間，篩選出八百幾個捐血者，他們都是感染過豬流感後康復的人，有很高的抗體，我們把集合了的恢復血漿寄去澳洲抽取H1N1抗體，幫助我們為嚴重個案做醫治，然後做了兩個研究測試，一是使用康復者血漿，一是使用抗體液，最後證實兩者都可以減低感染H1N1死亡率三分之一，病人亦可以更快出院。」
「參考1918年文獻，是教授一個好重要的想法，我就負責主導這個研究，亦有其他醫生告訴我們如何去收集康復者血漿。我覺得做研究除了要有偵探頭腦，也要邏輯推斷，以至有任何其他可能性的想法。我們是第一個團隊這樣去做，這是一種隨機研究，發表後，美國有好幾間大學醫院，也重複我們的研究，他們做了康復者血漿之後，現在再測試免疫球蛋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抗體來的，我們也很高興他們證實了我們的發現。」
除日常教學、診症、研究，本身是港大醫學院助理院長的他，每年亦要負責收生。「現在每年收生人數二百三十五人，明年會收二百六十五人。最近就要開一些講座，譬如向學生講解做實習醫生的情況、臨牀考試是怎樣的、醫科要讀幾多年等，也會介紹一下，有人選擇到落後國家擔任志願工作。」
他亦會參與設定考試安排，例如入學面試會由不同人去評核學生六種技巧，包括道德倫理、溝通能力、基本知識、洞察力、抽象思維和應變能力。其中五個部分用英文，一個部分用廣東話。
除了學術水平，他認為做醫生，溝通能力最重要。「有一些人好叻，但如果不懂得表達自己，就會打折扣，因為作為醫生，懂得與人溝通非常重要，你要記錄一個比較詳盡的病歷，就要懂得凡事以病人為先，就要懂得同病人和病人的家人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