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與杜魯多是北美今期的代表人物，環觀芸芸國際領袖，他倆都屬內形於外、懶得造作那類型，只要憑外表言行，便能大致看穿其內裏性格。再者，兩人俱為民選總統或總理，故或多或少也反映了美加國民的習性。
美國和加拿大地理上相連，只由南北兩道虛擬國界分隔，所用是共同語言（加國前法屬省份除外），本應同氣連枝，不過當談到民族性，外國甚至本國人民也公認兩者是南轅北轍，這分別在民間對槍支的擁有和槍械暴力上便可見一斑。
美加靠拓荒立國，故人民傳統上對槍械有一份情意結，尤其美國，後者更視擁有槍械為憲法賦予的權利。美國目前槍支數量約三億，佔全球百分之四十，平均一人一槍，每年被槍傷槍殺的人數分別為七萬多與三萬多。相比下，一境之隔的加拿大人均槍械擁有率約為美國三分之一，但每年死於槍殺的只有七百多人。閣下或會反駁，我們不應將槍械暴力全歸咎於美國人的民族性，而忽略兩國在槍械監管上的分別。加拿大法例較嚴，國民不能擁有軍用或改裝槍械，此外大部分手槍亦受到管制，想殺人也一槍難求。美國法例卻存在大量漏洞，監管制度幾近等同虛設，變相鼓勵了槍械暴力。然而，美國是民主國家，一切依歸民意，制定法例的代議士以至總統也是民選推舉出來，故此歸根究柢，美國現時的槍械生態其實也是民眾以選票間接導致的（換句話說亦可用選票改變；這香港人想也別想）。
美國人率性，加拿大人含蓄，有學者曾提出理論解釋這個分野。美洲靠殖民立國，開埠之初，會選擇橫渡大西洋到未知的新世界闖蕩的，定必是最果敢冒進的衝動派（負面亦可視作暴虎馮河），這是北美第一次人口遷徙。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在脫英爭議下，北美民眾分成兩個陣營：不滿英治的美獨派及建制保皇的藍絲。獨立戰爭以成功推翻英治告終，結果引發了建制派的逃亡潮（這香港人想也別想），後者紛紛移居到舊宗主仍管有的北方領地，這第二次人口遷徙造成的局面，是不同政見和態度者地域上的分隔，較激進的會留守南部即美利堅合眾國，較保守的則撤至北部即加拿大聯邦，從此楚河漢界──有說基因決定了民眾的習性，那絕對是道偽命題；孕育一個民族的，誠然是歷史，還有人民本身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