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琴是因為長駐電視飲食節目的「食神」韜哥而知道元朗有一間大榮華酒樓。但畢竟她是道聽途說，誤會了一件事。大榮華的創辦人當然不是韜哥，而是很久以前一個姓趙的廣州商賈。距今約大半個世紀前，廣州正值戰亂動蕩，趙老闆是第一代舉家南下元朗發展的廣東富商，而且積極在元朗組織商會及辦學，元朗一帶很多工廠及中小學校，最初都在他名下。榮華創業之時，其實並不是酒樓，而是一間製餅工場，以月餅起家。趙老闆是元朗的月餅大王，做起了新界十八鄉的月餅生意，後隨者眾多，像我阿爺也是跟着趙老闆落戶元朗開廠。在最鼎盛的年代，元朗曾有過大大小小數之不盡的月餅工廠，但隨着行內競爭太大，而且又是季節性生意，榮華開始轉而經營門面生意，也就是大榮華酒樓的多年傳統，樓下賣餅，樓上吃飯。阿琴替我塗完藥膏，脖子後面的潰瘍沒那麼痛了，便趕緊出門折返元朗。她笑我又到了扮乖仔面聖的時候。「欸，明天是不同的。」我別過臉，瞪了她一眼。
翌日一早，天剛亮，便跟我媽和我爸一起去青松觀，是外公死忌。阿琴不懂的是，我媽對拜祭之事尤其講究，生辰死忌春秋二祭，她從不敷衍，入觀先拜土地，我則替她去買衣包。端莊寫上四老名字之後，拜完了外公外婆，我們又移師別苑，再拜阿爺阿嫲。我故作突然地提議跟他們去大榮華喝早茶。其實我們一般都不會去大榮華飲茶，但紅樓閣前兩年已經易了手，嘉城又結業重建，元朗再沒甚麼老地方了，既然我請客，就讓我決定。大榮華的午市不算很有特色，隨心劃了份燒味雙拼、幾籠點心，不得不說，大榮華的蒸鯪魚球是特別好吃，其他酒樓都吃不到。
他們對我最近留了鬍子意外地沒甚麼意見，但很好奇為甚麼我開始穿 Polo 恤。當然，我沒把脖子後面的潰瘍告訴他們，也從沒提過公司近來發生的麻煩事情。其實，那時候我和大部分「博擊會」的室友帳面上已是負資產了。「沒甚麼，我下星期去泰國旅行。跟同事一起去，聖誕節嘛。」我笑着說。
「別喝太多酒。」我媽照常嘮叨一句。說着，我把預先（跟阿琴一起）買的聖誕禮物交到他們手上。買給我媽的是一個古馳銀包，我爸是一支萬寶龍鋼筆。點心叫得太多，吃不完便一如既往，我媽要了個塑膠盒來打包。我說要回去報館工作了，我媽把吃不完的點心交給我，叫我拿回去報館吃。那一刻，我有點心虛了，其實我是要回去土瓜灣。這天晚上，阿琴沒有回來，我對她的偶然失蹤已經習以為常，於是不以為然，沒想過阿琴居然一直沒有回來，到最後也沒跟我一起去泰國旅行。
不過，人間蒸發的不只阿琴，還有阿蘇。我和阿蘇是在買賣國際電影節門票的一場交收裏互相認識。在我們創業之前，他一直是個鬱鬱不得志，專門做朝拍晚播的婚禮攝影師。
一般情況，是有了錢才開始創業。但我和阿蘇、阿健他們幾個有點不同，是因為沒有錢，所以創業。我們創了一門名叫「創業」的業——創業，是一個比較好聽的說法。以前我們用過很多方法去形容「搏擊會」的運作原理，從巴菲特的自傳，馬克思的《資本論》以至自創的甚麼推銀法則、保齡球理論，甚至《聖經》五餅二魚典故都有用過，但其實全部都是即興創作。「搏擊會」這名字本身就來自一部我們都很喜歡的電影，而我們最初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拍電影。我讀中文系，投過幾年稿到文學獎，小說、散文、兒童故事，甚麼都寫過，但不曾成功。阿蘇自稱導演。阿健則是演員，小時候做過童星，然而大未必佳，他一直試鏡，卻一直沒有消息，試到突然靈機一觸，提議開一間空空如也，專門找人來「面試」的投資公司。只是我們都沒想到，我們演投資成功人士演得那麼好，演到都幾乎忘記了一切只是做戲給人看。
最後一次見到阿蘇，是在深圳友誼路一間桑拿中心的大廳。那裏趟着一大堆肥胖、猥瑣的中年男人，玉體橫陳，他們身旁都挨着一兩個衣著性感的女孩子，不是採耳按肩，就是摸手摸腳，揉揉大腿。阿蘇比我想像中還要形相落魄，全身皮肉都已潰爛不堪。像喪屍片裏那些被追殺的人。阿蘇偷偷拿走了公司的錢，而且不是一筆少數目。我們每個室友都在追尋他的下落，我好像是第一個找到他，猜到他無路可走，會躲在深圳桑拿中心的人。
「我睡不着啊。」阿蘇忽然說。我緩緩嘆了口氣，其實我也是。脖子的潰瘍讓我徹夜難眠，無論如何都睡得不好。阿蘇知道我不是來敘舊，而是叫他還錢。但他沒錢可以還了，他把最新一批室友匯到公司裏的錢都買了窩輪，賭跌。然後問財務公司借了另一筆錢，再賭跌。結果都輸光了。他簽了幾十元小費給按摩小姐：「阿健是不是也來了？」
我把頭一點：「他也上來深圳找你了。」「你不用騙我，我知道阿健已經死了。他是在我面前跳軌自殺的。」說完這句話，他忽然像個洩了氣的人肉皮球，塌下來成了一具乾癟、破爛的皮囊。我見過馬路上被車輾成肉泥的麻雀、老鼠和流浪貓，卻第一次見到人。
但我意外發現，他躺着的按摩椅居然是發泡膠造的，他居然也是發泡膠造的，桑拿中心的大廳裏，所有東西都是發泡膠造的。我倏然一驚，嚇出了渾身冷汗。這時候，我正躺在深圳春風路上一間桑拿中心的大廳裏。我發惡夢見過阿蘇好多遍了。自從阿健自殺之後，我就像背叛了我們、夾帶私逃的阿蘇一樣，一直躲在深圳的桑拿中心。每隔幾天，我都會打電話回家報平安，其實是怕警察找上門，以為自己會像那些犯罪電影一樣被通緝，然後從早到晚看着特定幾隻藍籌的走勢，只要港股反彈，足夠讓我平倉離場，就可以當甚麼都沒有發生。
但一日一日過去，港股卻愈跌愈多，我有想過買窩輪放手一博，只是不敢。也一直不敢回去香港。真正讓我下定決心離開春風路，回香港收拾爛攤子，是因為一個手機短訊，來自一個我沒存起來的電話號碼。
是一位詩人朋友。也是大學時，跟我在中文系一起上過寫作班的同學。短訊裏提到，他和幾位詩友成功得到藝發局資助，要出版一份新詩刊，「記得你在《秋螢》都有寫過幾首詩，關生很喜歡你。不如投一些近作給我們好嗎？是有稿費的，別介意微薄。期待你賜稿。」
最後，他在短訊留下了截稿日期和電郵地址。朦朦朧朧間，我又在桑拿中心那夾雜着呻吟聲的大廳裏遇到阿蘇。像倒帶一樣，還是那血淋淋的畫面。他以為我跟平常一樣，是來追他還錢的。「先別說公司的事情了，反正解決不到。」我忽然問道：「你記不記得，我們最初打算自資拍的那部電影。」「那當然記得。問題是你一直都沒想好後面的故事，我以為你已經忘記這件事了。現在要怪我咯？」阿蘇皺起眉頭。
「但我剛剛有個主意。」我說。「說來聽聽。」阿蘇隨即點起菸，遞了一根給我。我們兩個商量了很久，而且愈想就愈精神，不經不覺原來已經天亮了。羅湖口岸已經開關，我好好洗了個澡，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終於回到香港了。
從上水回到元朗，時間還早。我以為我爸和我媽還沒起牀，開門時盡量不發出聲音，然後一個人坐在沙發，不知為何坐着坐着就突然哭了。忽然間，一隻手摸摸我頭，嚇得我大叫一聲。原來是我爸。
其實我媽也早就醒來了，她穿着睡衣從房間走出來，對我問道：「你是睡醒了，還是一直沒睡呀？」「最近都睡得不好。」我還沒酒醒，糊糊塗塗的答道：「結果不只去了泰國，我還去了很多地方旅行。」
「那有沒有遇到甚麼意外？」我媽問。「有，真的發生了很多事。」這天早上，我終於把自己這幾年闖了的禍，像一部橋段荒謬、筆法也很幼稚的短篇小說，如實告訴了他們。此後，無論被任何人問起，我都小心翼翼地隱瞞着這些秘密，包括我身上無法癒合的潰瘍，我曾經流連過寶勒巷、春風路，有過一個在土瓜灣的小房子，喜歡過一個處女座的女孩子，以及那一段揮霍了這輩子自己都賺不回來的錢的糟糕時刻。原來自己走得不遠，沒多久便給輾斃在灼熱的馬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