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男人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嚴格來說，他是姿雅的男友，但這身份的剩餘價值，彷彿就只是讓姿雅的出軌更有暗示性。他沒有做錯什麼，從小就努力讀書，在考試制度中努力爭取，但又不至讓自己全然被制度吸收──這很容易，但他的確努力過。
無可否認，他先是一個有社會籌碼的人，然後才學習在知性上提升自己。他嘗試讀書，他讀過一點點張愛玲，知道誰是Ingmar Bergman，如果只是網上的對話，給他些許時間搜尋資料，他自覺可以扮得像一個內行人。起碼是個愛好者。也許比不上姿雅，但起碼是同一類人，他這樣想。
「你不是滿足對知識的追求，而只是滿足了迎向知識的欲望。」姿雅在鬧情緒時曾這樣罵過他。他是信仰中環價值的，但在他心底裏，始終有着對那一類人的嚮往。那一類人。他們可以陳義極高，可以純粹享受知性的愉悅。甚至他們的性也可以較純粹，他的意思是，他們看來不需要付出那麼多就可以得到，以至他們還被看待為自己，而不是其社會籌碼的總和。
那不容易的，他說。姿雅卻抱持相反的想法。
問題出於，打從關係開始，他就被視為另一方的人。那一類人善於互相指認，他們的衣著，看人時的目光，不派卡片的方法，以及用文學作品來開的玩笑。與姿雅一起後，他曾以為自己學懂了。
然後一天，當他從律師樓下班，打算駕駛他那新買的豔紅二手法拉利去接姿雅時，姿雅一面厭惡的與他說分手。他失去節奏，手不期然地時時指向法拉利，彷彿想要提醒大家，但這是法拉利啊，但，真的要這樣嗎……我這種人啊……
然後在接下來的晚上，他在姿雅家樓下，希望作最後的補救。他抱着一個小小的ukulele，打算姿雅一出現他就為她唱一首《Blackbird》。他不知道，姿雅正在家裏，與另一位男人躺在牀上。
他做錯了什麼？他不知道，村上春樹說過法拉利的紅毫無品味。
而更可恨的是，在這個故事中，他連名字也不會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