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有多長？話說我在一九九五年當環保記者，開始撰寫政府委託顧問研究垃圾徵費的報導，見證這項政策像燙手山芋那樣，在研究與與諮詢之間反反覆覆，從港英談到特區，由一屆政府拋給下一屆、再下一屆、又下一屆。中大亞太研究所二○一三年進行的民調發現，55%受訪者贊成引入垃圾徵費，不贊成者只有16.8%，奈何政府錯失時機，且不斷折損民氣。好不容易，草案終於在二○二一年八月通過，說好在二○二三年實施，結果生效期延至今年四月。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那句「一定不延（期）」言猶在耳，最近卻自打嘴巴，最新說法是「十分有信心」在今年八月正式執行。

這前前後後，歷經二十九年，我以銀髮見證。

局長又說：「外國已推類似措施多年，香港人沒理由做不到」。十多年前，我抱着同樣的大哉問，請教台灣環保官員。對方答：「論教育水平、經濟條件、行政效率、法治精神，香港哪一項比台北差？與其問台北為甚麼可以，何不反問：『香港為啥不成？』」聽時汗顏。

今年八月前，政府計劃在政府部門及一些樓宇試行垃圾收費。在此，容我稍稍分享台北落實相關收費前的試驗計劃，不是要吹捧別人有多「巴閉」，反而想強調施行新政之難。話說台北實施試驗計劃，投訴如雪片飄至，批評指定袋質素欠佳有之，抱怨家中積存的垃圾袋無用武之地有之……成果報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局竟然每日動員近二千人，到七個試驗計劃的小區宣導，爭取支持。

此外，報告亦對計劃施行前後的垃圾量、回收量、周邊公共垃圾桶非法棄置的狀況等進行分析，並且了解不同大小的指定垃圾袋用量分配、住戶對袋子的意見、袋中有多少殘存可回收物。報告並建議人力配置，方利日後作針對性部署，這些評估細節都值得參照。

然而，政策的成敗關鍵，還得看回收配套和惠及弱勢者的措施。

廚餘佔香港家居垃圾比例最高，惟當局過去只向食肆免費收集，明顯忽略了全港兩百多萬個家庭。近期，當局才表示將在本年內為全港公共屋邨安裝智能廚餘回收桶，換言之待八月草案通過時，不少屋邨居民仍須為回收設施不足而多付垃圾費；但即使有設備，也應付不了需求。就是說，居民愈踴躍，回收通路愈容易淤塞，屆時又可能激起一輪民怨，這還未算上私樓住戶呢！

局長說，只要做好回收，大可兩日才用一個垃圾袋。我曾在台北生活，的確可以兩、三天才用一個垃圾袋，但關鍵是當地密密收廚餘。

根據台北市政府的調查，市民最多使用14公升的指定垃圾袋（32%），其次是五公升（25%）和33公升（10%）。由於港、台兩地的垃圾袋均以每公升收取約一角計價，表面上做到多棄多付，但缺乏積極保障基層、鼓勵減廢的誘因。若調整做法，舉凡如五公升或以下的垃圾袋收取較低價格，便能減輕基層負擔，同時激勵減廢；五公升以上則採累進機制以價制量，多收的垃圾費可用來補貼小號垃圾袋的開支。

在收費計劃中，三無大廈和清潔員的需要往往被忽視，前者要有更大的地區支援，一如《文匯報》社評所言，是時候讓熟悉地區的區議員和關愛隊發揮作用。至於清潔員，更不應成為政策下的磨心，他們的辛勞得被看見、被尊重。這方面的經驗，請上網搜「倒垃圾學堂」計劃。

垃圾收費是全民革命，無法靠政府獨力完成，見到有人不守規矩而投訴，就像見到汽車猛噴廢氣，撿舉是應有之義，為的是公眾利益。與台灣推動廢物收費的友人聊起，對方提到，「垃圾分類是很好的切入點，讓住戶習慣參與社區事務，過程中尋求所有人的信賴、認同及共識凝聚，並牽引出住戶心中的合作善念，取代剛性管理，落實居民自治精神。」香港時移世易，有些話已成奢談，但一些善念，還是希望大家看到。

後記：「再見垃圾桶」專欄的緣起，是希望透過「總有一個喺左近」的垃圾桶，映照廢物管理政策，反思生活態度。這九年間，合共寫了約四百篇文章，在此感謝《明周》的幾代編輯的鼓勵與支持，包括黃寶玉（三三）、張帝莊和Louise Lam。

如果廢物收費是一個指標，那麼近三十年來，香港在可持續發展路上依舊跌跌撞撞，回應不了「香港為何不可以」的提問。

在此跟大家告別，願香港早日再見垃圾，再見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