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走垃圾桶不難，最難的其實是移除大眾對垃圾桶的想像。此話怎解？人們習慣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來論斷新環境，所以很多郊遊的城市人也會把市區經驗帶上山，認為投進垃圾箱的廢物由做工的人來清理，天經地義。如此說來，移走桶子，不就是削減應有的服務嗎？況且，大家喝光了的膠水樽、抹過汗的紙巾、吃完的食物包裝，和抽過的煙，該怎樣辦？難不成一直握在手裏？

然而，同一個桶子，放到郊野和市區，情景大不同。試想像工人從街上桶子清空出來的垃圾，可以放上手推車，運到區內垃圾站棄置。這種勞動是吃力的，但是背景要是換成山野，便是另一種層次的吃力了。很多偏遠山徑都沒有交通工具可達，只能靠原始的人力，以肉身和扁擔將一袋袋垃圾扛下山，且無論是盛夏抑或寒冬，也都要出勤。

也許你不知道，這些做工的人其實不是清潔工，他們是漁護署的一級及二級技工，本該主力植林護理、防火和修護山徑設施等，但當年要清理的垃圾實在太多，竟然不成比例地佔去他們三成的工時。回帶到二○一四那年，從郊野公園清理的垃圾多達3,800公噸，為歷年之冠。

我深信香港人的公民質素，懂得將心比己，所以當年膽粗粗出的謀，包括說好郊野員工的故事，希望打動公眾的同理心。

至於另一個點子，是聯合另外兩個團體做垃圾調查。簡單說，就是在擬撤走垃圾桶的山徑上沿路撿垃圾，做分類和統計，然後做新聞發布，並且提出建言。那次調查發現，在郊野出現最多的垃圾，不外乎飲品膠樽、紙巾、食物即棄包裝和煙頭。對於它們，我們其實有另一種選擇——以可重用水樽和手帕替代膠樽和紙巾，起行前拆除不必要的食物包裝，煙頭則可放進煙蒂盒子裏帶走。如此，就不必煩惱野外沒垃圾桶。

若以「自己垃圾自己帶走」運動實施前的二○一四年作基線，那以後的七年，郊野公園垃圾量明顯回落，減少幅度由兩成至超過五成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