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抱着求道的心態讀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的《Why I write》（我為何寫作）。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集合了歐威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撰寫的四篇英文散文。雖然他所寫的都是久遠的議題，但其見解和感受，在大半世紀後的今天讀來，卻毫不過時。尤其是我作為記者。
先說兩篇。
長文《The Lion and the Unicorn》寫於一九四○年，二戰初期。他入文首句已先聲奪人，“As I write, highly civilized human beings are flying overhead, trying to kill me.” （「動筆之際，高度文明的人類正在我頭上飛過，意圖殺死我。」）其後狠批英國政客、知識分子、富人貴族如何昧於形勢，助長了希特拉、納粹及法西斯主義崛起；後半多了份理想主義，稱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讓英國打勝仗。在另一短文《A Hanging》（1931）中，歐威爾則寫自己擔任緬甸殖民警察，目睹罪人遭絞刑的故事，人們對處死囚犯習以為常，事後還能嘻哈暢飲的情節悲涼又諷刺。
但身處當下，讀得最有共鳴感的，是兩篇寫於一九四六年的文章：《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及《Why I write》。
前者是歐威爾對其時英文公共話語日趨累贅、經常詞不達義的情況看不過眼而寫。他直言：不準確的語言窒礙人的思考，若人人如此，社會終將承受惡果。他在文中提出數點建議，在此不贅，大意是：寫作者要緊記用字要精煉，別故弄玄虛。
《Why I write》是我最喜歡的一篇。歐威爾列出了寫作者的四大動機：純粹自我滿足、對美學的憧憬、梳理歷史的衝動、政治目的，而時代會決定寫作者的題材， “at least this is true in tumultuous, revolutionary ages like our own.”（「至少這適用於我們如此動盪革命的年代。」）
親歷戰亂，甚至主動上戰場的歐威爾深明，自己寫作不可能毫無政治目的。他回首自己的作品，“I see that it is invariably where I lacked a political purpose that I wrote lifeless books and was betrayed into purple passages, sentences without meaning, decorative adjectives and humbug generally.” （「我發現，每當我欠缺政治目的，寫成的書總是死氣沉沉的，淪落為華而不實的段落，沒意思的句子，誇飾的形容詞，庸俗的謊話。」）換言之，寫作者必須誠實直面時代，才能寫出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見社會開始有人將Orwellian（歐威爾式）一詞套用在今日香港上，這固然是取歐威爾小說家的那一面，借《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形容香港現況——人們都不願樂見。但若果Orwellian是指歐威爾寫散文的一面，亦即那個抱革命熱情、渴望實現公義社會，對自身作為公民和作家有自覺性和使命感的威爾的話，朝着這種Orwellian的方向走，也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