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談到石黑一雄在《克拉拉與太陽》中，提出了「人心是什麼」和「你相信人心嗎」的大問題，但卻迴避冒險，放棄探究下去，顧左右而言他，對此我感到興味索然。是的，想探究心為何物，是要冒險的，因為你無法確保一旦挖掘下去，得到的會是令人舒服安穩的答案。如果心根本不是我們平時所想的，或者根本就沒有「心」呢？相信很多人也不能承受，甚至會拒絕相信吧。
如果我們假設，「人心」就是石黑在小說中所指的「令每個人獨一無二的東西」，也即是一個實存的自我，探究的答案便很可能是：這樣的心是不存在的，只是一個幻覺，或錯誤的信念。不過，如果「心」是指去除身分、概念、習氣、妄想，以至一切世間的條件之後，顯現出來的那個單純的清淨覺知，那麼心不但存在，而且是萬象的本質。那就是所謂的「萬法唯心造」。所以，「問心」是必須的，但必須一直問下去，不能停留在思辨的層面，更加不能用常識去打發，而要直達那表面上可能令人不安的核心。在那極度的不安之中，有終極的大安然。
為何心的探究會令人不安？任何初次接觸佛教義理的人，都會因為日常種種已然習慣、深信和珍視的觀念遭到解構和否定，而感到不知所措。在今天無論是自由社會或者極權社會的價值體系之下，佛法也是極度顛覆性的。這當然不是指出家做和尚、戒吃肉、長時間打坐之類的事情，而是在根本上揭示世間的一切權力、財富和榮耀，全部都是空性的變現，也即是無常的、暫時性的、沒有實質的。但這個空性並不是指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存在。它並不是虛無主義，相反，它說明了萬事萬物的無窮生化的可能性。空性非空，空有不二，是極為深奧的道理。而按照佛法，我們無法通過思維去分析這道理，而要通過修行去證悟它的真實。
我不是一個修行者，我只是略看過這方面的書，聽過這方面的說法。當中詠給．明就仁波切的著作，帶給我最大的啟示。二○一三年，我經歷了第一次嚴重焦慮症發作，持續大半年，後來到了無法進食的地步，因為虛脫而進了醫院。出院之後，我看了詠給．明就仁波切的《世界上最快樂的人》。這樣的題目，我以前一定會覺得可疑，把它歸為那些騙人的通俗心理學著作。我不知道是什麼因緣令我暫時放下懷疑，一讀之下才發現，原來是一本從科學的角度去探討佛法的書。作者談到自己小時候患上焦慮症的經驗，以及如何藉着禪修克服焦慮的方法。他的建議非常新穎—不要試圖逃避或者壓制焦慮，而是跟它做朋友。當然這不是很容易就做到的事，但單單是這個想法本身，已經令一個嚴重焦慮症患者看到光明。
對於詠給．明就仁波切接受西方科學家的腦神經活動測試，得出超高的「快樂指數」，從而被譽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這一點，我覺得其實不是重點。明就仁波切自己也很明顯沒有因此而自滿，只是以開玩笑的口吻來談論這件事。在嘗試理解和思考他的教法之前，最打動我的，是這個人的單純和真誠。他很年輕便獲得人們的尊崇和認可，但他從不以大師自居。從常人的角度，是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我。這不是一種為了宣傳佛法而作的方便善巧，而是一個修行者從心底散發出來的真實氣息。
當時我對佛學也不是一無所知的。在之前幾年，我持續讀了許多一行禪師的著作，以及其他佛法的書，對當中的義理已有基本的知識。不過，也只是停留在知識的層面。我是在接觸到明就仁波切之後，才開始嘗試禪修。我在網上找到他的禪修演講錄影，後來便報名參加他創辦的禪修中心舉行的短期課程。我的焦慮症曾經一度好轉，但一年後又漸漸惡化。我當然明白，禪修不是用來治病的，也不應該因為禪修沒有令病情好轉而失去信心。禪修所治的是心病。我的心病的病根不只一處，其中之一就是寫作。雖然已經有超過二十年的寫作經驗，但我對身為作家這件事，還是感到不自在。有時因此而驕傲，有時又因此而自我厭惡。環繞着「作家」這個身份建立起來的自我，成為了一道堅固的蔽障，也形成了強烈的我執。我為了那部幾年也寫不出來的三部曲續篇，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中。我開始懷疑，寫小說不過是一種沒有意義的造作。我決定放下那本寫不完的書，任由它處於未完成的、不完美的狀態。從終極的角度，世間的事物是沒有完成和完美的。追逐完成和完美，是一種妄念。
不過，因為覺得寫作沒有意義而放棄，其實也是一種妄念。問題不是寫作或不寫作，而是執着還是不執着。我執不除的話，就算不寫作也沒有解脫。相反，如果能進入一種「不寫之寫」的狀態，那才是真正的自在。於是，我試着寫出《心》和《神》這些「不為什麼」的小說，就算背後的心意或動機不被理解，也沒有所謂。如是者又過了幾年，又寫出了好些書，但自己真的可以做到「不寫之寫」嗎？我開始不太肯定了。漸漸地，因為社會的變化，一些更強大的執念又出現了。「寫作可以做些什麼」的想法又再浮現。隨之而來的焦慮和憂鬱，已遠遠超越個人層面，而成為了時代的癥候。我發現，自己早已忘記思維究竟真理、疏於心靈修行。我的心又再陷入渙散、焦急、無明之中。這時候，我再次遇上明就仁波切。下次談談他的新作《歸零，遇見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