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期，我的修學志願除了文學，也有意於歷史。中四選讀文科，以為文科是人學，而理科是物學。物學只是有用，而人學則有意義。後來才覺，這分法雖有道理，但難免流於粗淺。文科之中，又特好文學和歷史。在文史之間，似乎傾向後者較多。在高級程度會考三個自選科目之中，中史和西史佔其二，中國文學佔其一。那時候我對文學的理解，也只是古典詩詞歌賦，對當代文學概念全無，更不用說創作。
中史和西史之間，我沒有偏好，但自覺西史念得較好，老師也教得較有啟發性。中史老師教學方式非常「傳統」，上課只是抄筆記。由黑板左邊抄到右邊，密密麻麻的粉筆小字。抄畢，由頭到尾誦讀一遍，沒有任何講解。然後刷掉再抄，再讀。通常抄讀兩輪，剛好就夠鐘下課，時間把握十分精準。平心而論，老師的筆記內容頗為詳實，對考試不無幫助，不算白抄。在這種「黑板」教學法底下，我沒有對中史產生怨恨，看來真的有「矢志不移」的興趣。
高考比起會考是量子式跳躍，已無教科書作底本，課程範圍極廣，由先秦到現代二千五百年，怎麼奮力抄筆記也只是九牛一毛。正式的參考書單上，列出的都是史學名家的作品，好像錢穆的《國史大綱》、傅樂成的《中國通史》、羅香林的《中國民族史》，還有各朝的斷代史。不過為了應付考卷，史學名著的春秋筆法未必合用，於是又要四出搜羅坊間各種答題「天書」，雖屬「雞精」性質，但分量往往不輕，而且通常要集合至少四五本的精華，才能整合出理想的筆記。
縱使如此周張，我在中史上用力還是最少，也不期望有什麼好成績。記得在應考前一晚，我突然心血來潮，翻看了有關清代科舉的筆記。此前我未曾溫過這個部分，算是姑且一讀。怎料第二天一入試場，打開考卷，果然給我「貼中」了。靠着一點點運氣，中史科竟然拿了個A1，成績是眾科之冠，也是同班之冠，而我最在意的中國文學卻差強人意。當然，入大學是沒有問題的。
進入港大文學院，我毫無懸念地選了中文、中史和英文。（港大選科不選系，也不用預先決定主修。）此時我心在文學，歷史只是殘留興趣。一年級尾聲的專題功課，我選了個較偏僻的題材。我看了一些宋人筆記，好像《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等，寫了一篇關於宋代都市形態的論文。也不過是整合資料和前人論述，並無獨到見解。我的正式中史學習到此為止。到了二年級中期，我連中國文學也放棄，轉修完全陌生的英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去了。沒料到的是，宋代都市史的研究沒有白費，十年後竟然啟發我寫出《夢華錄》、《繁勝錄》等小說。對歷史的興趣又衍生出像《地圖集》這樣的虛構創作。
中學時代的中國歷史參考書，大部分在搬家時已經捐出了，手頭剩下《國史大綱》和《中國通史》兩部大著。重讀《國史大綱》尤其令人感慨。錢穆先生於一九三三年始於北京大學教授中國通史，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隨大學南遷至昆明。匆忙逃難之際，身邊只有筆記底稿，在講學之餘，奮力寫出《國史大綱》，作為學生掌握中國通史的基礎。此書在一九四○年初版，我手上的版本是一九七七年，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的修訂版。空白頁有樂文書店的印章，購買時間應是一九八四年，即我升讀中六那年。
在《國史大綱》的引論中，錢穆先生開宗明義地說，「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但是近世中國也是「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他慨嘆的是民國初年的情況—史學的傳統派固守資料的考證、校勘和記誦，無能產生讀史的當代意義；革新派卻急於批駁和打倒舊日的價值和思想，而對歷史作簡化的否定。學生對如何認識中國歷史，既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也不知道應該持有怎樣的理念和態度。於是一種適應於新時代的通史變得非常迫切。
錢先生所主張的「歷史知識」如下：「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而要對歷史有「真實之了解」，就必須既知道歷史推進之「生力」，也知道過程中所遭遇的頓挫與波折，也即是其「病態」。
中國歷史的「生力」，其中之一是隋唐以來的文治之風。通過興辦科舉，平民參政之途大開，士人政府掌管實權，士族門第地位消融，社會相對公平，學術、思想和宗教自由亦受到尊重。至於近代中國的大病，病原始於明代罷宰相，尊君權，對文官肆意侮辱。及至清人入關，嚴防漢人，襲明遺制，變本加厲，舉國遂被「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明儒承兩宋遺緒，士大夫還敢於抗衡君權，至清代學術氣節完全淪亡。清初三朝外表上的輝煌，只是權巧和壓制所造成的假象，清廷的敗壞和中國政治社會的百病，在清中葉以後表露無遺，並禍延至民國。
今天教人認識中國歷史，往往從清朝入手，可能是時間比較就近，文物比較就手之故。但是，如果對歷史沒有「真實之了解」，而只是流於歌功頌德、趣味薰陶，所得的可能不是真正的歷史知識，而只是意見宣傳。讀史而不通，小則浮光掠影，大則易遭誤導，可見通史之重要，也見通史之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