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文學館主持了一個讀書會，談夏目漱石的《草枕》，收費二百元一位，參加人數竟然超額，而且都是年輕人，令我大感意外。過了兩天見到少年作家勞緯洛，談到他中學時代的啟蒙讀物，恰巧也是夏目漱石的《草枕》。於是又想起更早之前，有一次在地鐵車廂裏，一個男生上前跟我打招呼，說是念中大藝術系的，我問他喜歡看些什麼書，答案竟然也是夏目漱石的《草枕》。夏目漱石在當今香港年輕文學愛好者心中的地位，真是不能小覷，而《草枕》這本小書的魅力，也比我想像中巨大。
我在本欄已經談過好幾次《草枕》，但意猶未盡。這次為了準備讀書會，又細心重讀了一遍。這本書和所有漱石的小說一樣，百讀不厭。其中關於「非人情」的藝術觀，我先前還有想不透的地方，這次又有了新的體會。先在這裏不厭其煩地總結幾句。《草枕》是漱石早期的小說，從畫家主角兼敘述者的角度，描寫一趟遠離煩囂、到山間溫泉旅館度假的旅程，並藉着其間遇到的人和事，反思藝術為何物的問題。可以說，這是一部以小說的形式寫成的藝術論。而此藝術論的核心，是一個稱為「非人情」的觀念。
所謂「非人情」，是針對以描繪「人情世態」為宗旨的現代文學而說的。《草枕》的敘述者雖然不能完全等同於漱石，但說他很大程度地表述了漱石的觀點，這樣的讀法應該不算過分。相對於跟人情世態糾結不清的現代文學，主角更傾心於超然於人情之上的作品。他以中國的王維和陶淵明的詩作為例，勾勒出一種不涉及個人主觀情感和利害關係的、「從第三者的立場旁觀」的藝術。再進而指出，只要在心境上達到這個境界，最終實際上有沒有寫出詩歌、畫出畫作，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這樣的藝術觀若是不小心細看，很容易會得出兩個誤解。第一，以為漱石主張以東方傳統藝術來抗衡西洋現代藝術。第二，以為漱石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藝術是純粹美感經驗，與現實社會和人生完全無關。對於這兩點懷疑，漱石早已有所預見，並在小說中作出了有力的辯解。而我也曾在早前的文章中談及，現在就不再重複了。但我那時還未注意到，小說中有一個重要鋪排，非常完美地說明了「人情」不等於「無情」這個觀點。關鍵就在小說的女主角、溫泉旅館主人的女兒那美身上。
那美小姐曾經嫁給城裏的銀行家，後來丈夫破產，那美提出離婚，獨自回到山中的娘家，因而被認為是個無情的女子。人們又盛傳那美的精神有問題，而她的家族中代代都出現瘋女人。從敘述者的所見，那美的言行的確有點古怪，不像一般賢良淑德的女子，但頂多是我行我素，豪放不羈而已。向那美講授佛學的大徹和尚說，她是個機鋒犀利的女人。畫家對那美雖然深感興趣，但也相當自覺地跟她保持「非人情」的距離，以免捲入危險的情慾關係。
小說中多次提到那美投水自殺的可能。當地傳說中的長良姑娘便是為愛投水而死的，而那美家族中的女子亦有帶着鏡子沉湖溺死的先例，因而出現了鏡湖這個地名。敘述者形容那美擁有屬於冥府的氣質，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說，就是代表無意識的陰暗力量。事實上，「那美」這個名字很可能來自日本神話中，誕下日本國土的母神伊邪那美。伊邪那美生產火神「伽具土」時燒傷陰部而死，下降到黃泉國，成為了陰府女神或死亡女神。所以《草枕》中的那美具有神話色彩和精神性的暗示。
身為畫家的敘述者想到為那美小姐造像的時候，發現如何繪畫她的臉孔是個大問題。他覺得她的臉好像缺少了某種東西，但那是什麼呢？他考慮過嫉妒、憎惡、憤怒等情緒，但似乎也不對。最後他想起，在眾多的情緒之中，他忘了「憐憫」這個字眼。又說：「憐憫是神不懂的情緒，而且是最接近神的凡人之情。」那美的表情中絲毫沒有出現這種憐憫，這似乎暗示她具有「神」的特質，而不懂得「人」之常情。這個詞也有譯作「哀憐」的，頗為接近日本人談論《源氏物語》和其他古典作品時常說的「物哀」。
當小說來到尾聲，一行人來到城中火車站，為到滿州出征的那美的堂弟久一送行。在此生離死別的時刻，那美依然是那麼的「無情」，對即將上戰場的久一毫不憐惜，甚至叫他不要活着回來。可是，當火車開行，從三等車廂的窗戶看到離婚丈夫的落拓面容（他之前偷偷問那美借錢，打算到中國東北謀生），那美不由自主地露出茫然的神色，浮現出前所未見的「憐憫」之情。此刻畫家忍不住說：「就是那個！就是那個！」他心中的畫面在這一刻瞬間便完成了。
那麼，漱石想說的是，藝術創作到底還是需要人情嗎？還是，所謂的「憐憫」或「哀憐」，就是「非人情」本身？也即是一種超越個人私利和世俗關係的「情」？所以他在之前才能說，「非人情」並不是「無情」。「非人情」是處於「有情」與「無情」、意識與無意識、人與神之間的連結。借用《金剛經》的思辨法，也可以說：「人情，非人情，是名人情。」對於這句詭詞，我們可以作兩個理解：一、人情本來是沒有的，但也可以是假有的；二、人情經過否定和超越，才是真正的人情。我認為兩者同樣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