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聽見人說，藝術創作者不應該從理論出發，甚至不應該思考，因為過度的自覺會破壞藝術感性，創作出來的東西會流於冰冷和機械化。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也肯定不是什麼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個世界總有例外。夏目漱石是少數先建立文學論，然後才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也是極少數在這樣理念先行的情況下，依然能在創作上取得成功的作家。漱石在藝術上的自覺和清醒，跟他作為神經衰弱患者，甚至一度被認為處於發瘋的邊緣，兩者竟然沒有抵觸，也許是關鍵所在。
漱石的創作理論，先見諸學術性的《文學論》，後以中篇小說《趣味的遺傳》和《草枕》出之。一九○七年，他辭去東京帝國大學教席，加入《朝日新聞》成為專業作家，此後十年創作出多部傳世小說。我們都會好奇，漱石在學者期建立的文學論，如何在後來的創作期中得到實踐。令人困惑的是，他在《草枕》中煞有介事地提出的「非人情」藝術觀，也即是對西方現代文學以狀寫「人情世態」為宗旨所作出的批判，之後不但未能貫徹始終，甚至好像完全背道而馳。自《虞美人草》開始，經歷《從此以後》、《彼岸過迄》、《門》、《心》，《道草》等，以至於未完成的絕筆《明暗》，都是刻劃人情世態的傑作。《草枕》中描繪的超脫凡俗的藝術追求，似乎只屬曇花一現，無以為繼。我們不禁要問，以寫作謀生的職業作家漱石，是否由於現實的需要，也即是遷就大眾讀者的口味，而把自己精心建立的理論棄如敝屣？
對於上述的問題，我也曾經感到不得其解。最近重讀《草枕》，才終於找到了答案。某個晚上，身為畫家的主角到了溫泉旅館附近的觀海寺，拜訪住持大徹和尚，兩人之間進行了一段有趣的對話。談到主角為何從東京老遠跑來山中畫畫，他說是為了避開被人數自己的屁。他嘲諷地說，在東京四處都是偵查別人放屁的警察。言下之意，城市是個不讓人安寧的居所。大徹和尚搞清楚對方的意思後，說：「我還是小沙彌時，前任住持經常說，人若能夠在日本橋的中央袒露五臟六腑也不覺羞恥，才算是修行到家。你也要修行到那種地步才好。到時候不用特地出門旅行也沒關係了。」畫家回答說：「只要徹底成為畫家，隨時都可以那樣。」和尚便敦促他說：「那你就徹底成為畫家呀。」
下一章開首，敘述者接續這個話題，稱讚和尚「擁有藝術家的資格」。又說：「他的心就像無底的袋子留不住任何東西，一切都不會停滯。因為他隨處自來自去，洋洋灑灑任意作為，肚子裏沒有任何渣滓沉澱的跡象。如果能在他的腦中貼上一點趣味，他想必會與所到之處同化，在行屎走尿做出任何行動時，皆可扮演完全的藝術家。」對於和尚的「藝術家態度」，畫家自愧不如，說自己之前無論如何汲汲營營，也「無法成為畫家」，惟有來到這不知名的深山野嶺，才終於明白「藝術家應有的態度」。接着他講述了何為真正藝術家的境界：
「一旦進入這種境界，美的天下盡歸我有。縱然不染尺素，不塗寸縑，我照樣是第一流的大畫家。饒是在技巧方面不及米開朗基羅，在精緻程度遜於拉斐爾，但在藝術家的人格方面，我與古今大師齊首步武，沒有絲毫遜色之處。自從我來到這個溫泉區，迄今一幅畫也沒畫，甚至感到畫具箱只是一時興起扛出來好玩的。旁人或許會嘲笑我這樣也配算是畫家。然不管別人如何嘲笑，現在的我就是真正的畫家。是道地的畫家。得到這種境界的人，不一定會畫出名畫。但是能夠畫出名畫的人，必然得知道這種境界。」
這段說話聽來相當無賴。自己畫不出畫來，卻以所謂的「境界」來自我開脫。但是，連結大徹和尚的話去理解，所說的其實就是「以自己的心境為主導」和「不要被外界的條件所支配」。如果自身的心境靜定，根本就不會以東京的警察為擾，也不必為了躲避煩囂而造作地跑到山中來。真正的畫家不但何時何地也能畫畫，甚至不畫畫也行，也不會失去藝術家的資格。這就像學習禪修的時候，老師說真正的禪修不是只能在幽靜的山中寺院裏做，而是在喧鬧的市區，在熙攘的大街上，在擠迫的地鐵車廂裏，在繁忙的生活日程中，也能隨時隨地做。有待於外在條件才能禪修，不是徹底的禪修。藝術創作也一樣。
回到漱石當上職業作家後的創作方向問題，他其實沒有偏離自己的初衷。沒錯，他沒有再寫好像《草枕》這樣出陳脫俗的作品。他往後寫的都是凡夫俗子的生活煩惱，甚至是金錢利益的糾葛，但是他都能採取「非人情」的角度，以抽離的藝術視覺加以觀照。他就是《草枕》裏的畫家，在山中之行得到領悟，知道自己不一定要遠離人事的紛擾，反而應該置身人間，在混濁的世俗裏修行，直至「在日本橋的中央袒露五臟六腑也不覺羞恥」，以至「徹底成為小說家」。
在當今的世界，何處才是安居之所？何處才是理想的創作環境？答案是：沒有這樣的地方。從修行的角度而言，哪裏是最惡劣的地方，那裏就是最佳的修行之所。求安穩，求舒適，固然是人之常情，但當安穩和舒適也不可得，就當領悟一切本來具足俱在，不假外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