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明周文化》做了一個香港文學新生代的專題,訪問了四位年輕作家。四人的談話內容各自有一個關鍵詞:「抑鬱」(Karen Cheung)、「躁動」(李顥謙)、「逃逸」(沐羽)和「創傷」(梁莉姿)。由此可以瞥見近年在社會重壓下新世代的精神面貌。他們的寫作取向雖然不盡相同,但在情緒上卻展現出某些相似的特徵—因時代的壓抑而生病,但又反過來以病抵抗時代。
這幾年來,病既是真實的,也是隱喻的。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折不扣的病態時代,不論是在社會或身體、集體或個人、生理或心理的層面。焦慮與恐懼成為常態,正常卻顯得很荒謬。對敏感的創作者來說,情緒經受強烈激盪,行動卻遭到癱瘓。一方面被不得不寫的迫切感所催促,另一方面卻又被無力感和自我懷疑所折磨,在逃避和面對之間陷入兩難。
這裏說的逃避和面對,可以理解為距離的問題,不帶道德上的褒貶義。當中又分為外在和內在。外在的逃,就是離開現場。近年的移民潮就是外逃的動向。四位年輕作者之中,沐羽和梁莉姿也選擇移居台灣,從外面的位置書寫香港。梁莉姿表明,必須離開現場的壓抑,才能夠自由自在地把所思所想寫出來。
文學創作也涉及內在的距離。作者可以如實描寫、直抒胸臆,也可以運用側寫、隱喻或寄託。在剛出版的《日常運動》中,梁莉姿選擇了前者,直接把自己對於社會運動的觀察和感受,以寫實的筆法呈現。小說情節和人物當然是虛構的,但當中卻有一種為歷史作證的意味,以及對湮滅和遺忘的焦慮,同時亦見出個人的創傷療癒的急切性。這是在實際上的逃離狀態下才能實現的精神上的面對,亦因此是對逃離的補償。
在現實中當然存在單純的逃避和赤裸的面對,而前者比後者普遍。但在創作的範疇,兩者往往是互相糾纏,互為表裏的。更微妙的情況是,兩者不但處於補償關係,而且形成藝術上的弔詭。早前由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製作,胡境陽編劇和導演的《案內人》,表現出創作者在逃避和面對的兩難面前,試圖以弔詭的方式超越精神上的困局。
《案內人》由逃離開始。舞台上是日式溫泉旅館的投影。演員一開場就在台上高呼「我要去日本」,並且從觀眾席上請出一位幸運兒(其實也是演員),聲稱會以催眠的方式把他送進夢寐以求的日本之旅。經歷了兩年半的疫情,「冇得去旅行」自是令許多香港人感到痛苦的事情。這個看似很cheap的意念,放在後一九的香港政治社會變化中,卻又多了一層意義。「想去玩」的背後其實是「想出走」的欲望。
與「出走」相反的,是「受困」。劇中有許多封閉的空間意象,好像隔離中心、酒店房間、福島封鎖區的廢棄房子、虛擬旅程的機艙等。無論是因為疫情還是其他事故,人的行動自由也受到限制,只能通過手機與外界聯繫,獲得某種不真實的體驗。在劇中唯一能自由行動的人,是稱為「案內人」的角色。他原本是個離港出走的男人,在日本居無定所,以「代客旅遊」維生。(即應客人要求,親身到各景點進行即時直播。)案內人選擇步行至目的地,以露營的方式棲身於天地之間。可是,他內心並不自由。相反,他被過去在香港的記憶綑綁,愈逃避愈痛苦。那一年他曾經和女友在金鐘紥營,那個營幕象徵的是「對家的期盼」;後來他流落日本,那個隨身攜帶的營幕代表的卻是「無家可歸」。
劇情後來關聯到福島核事故,有人認為與香港的狀況性質完全不同,不可相提並論,是胡亂拉扯。我倒認為這是全劇最富想像力,也最有張力的設置。福島和香港表面上的距離(不只是地理上,也是意義上),和兩者之間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作為災難現場、被封鎖和隔離、同時是廢墟和家園),正是結合「逃避與面對」、「出離與回歸」的兩極性的最佳意象。《案內人》的英文劇名是Hongkongshima,其混雜語感既陌生又熟悉,似是玩笑,實則悲情。
困在如噩夢般的空間中的人物,也同時通過夢打破空間的隔閡。在夢的邏輯中,Fukushima和Hongkongshima的對換完全符合心理象徵的運作。在最後一場,所有人物也在一場大夢中進入福島廢棄小屋。身為香港人的他們,在夢的小屋中終於回到家裏。向外逃逸路線的終點,原來是面對本來的自己。在這裏出現泥土和栽種的意象,有人可能會嫌太簡化和一廂情願。其實當事人明明知道,這是受到輻射污染的泥土,種出來的植物也是有毒的,但終究還是決心去種植。這就是「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意思吧。在無可解的命運當前,我們需要弔詭。
佛家說煩惱即菩提。離煩惱不能得菩提。菩提就在煩惱中。我們也可以說,逃避即面對,出離即回歸。現實行動容不下矛盾,決定必須清晰、明確,但也必然流於單向和片面。相反,藝術本身就是弔詭。從心理學的角度看,當自我過分固定的時候,會出現保守、封閉、自以為是的表現。異類的意識遭到排斥和壓抑,可能性和創造力也因而消減。所有的精神病狀,都是無意識對意識偏向的補償或反彈。處理不好固然會有精神崩潰的危險,但這也同時是意識轉化和擴展的契機。
從理念上去批評,《案內人》好像是一部訴諸情緒的作品,但從心理能量的疏導而言,它達到某種紓解和提升。在理念之外,不要忽略能量。時代的精神病,除了是質的問題,也是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