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作家紅眼已經不是一個新人了，但他依然保有一個新人的氣息。這氣息不是青澀，也肯定不是幼稚，當然也不是清新。他的行文已經十分自如，甚至帶有一點點老練，但他的創作原點，卻是一股少年的慾望衝動。這衝動並不粗糙，只是偶爾流露出些許野蠻，而大部分時候被純熟的文字和精妙的構思所掩藏（或壓抑？）。這就是我所謂的新人氣息了。
自從二○○九年的出道作《紙烏鴉》以來，紅眼已經出版過好幾本小說和文集了。跟所有在香港有志於文學創作的青年一樣，他也面對過（甚至依然面對着）「如何寫下去」的難題。某些人會堅持最純粹的道路，默默耕耘，等待成果，但另一些人卻會走入大眾媒體，試圖在通俗文學方面殺出血路。紅眼應該算是後者。十多年來，他成為了一個文學工作多面手，除了創作之外，還兼顧評論、編輯和推廣。在最初幾年，小說寫得比較密，但到了近年，卻漸見疏落。最新出版的短篇集《伽藍號角》，距離上一本書已經是四年了。
不過，寫得較慢並不是放棄，或寫不出來，而是變得更加沉穩。雖然說紅眼在創作上曾經靠近通俗路線，但他心底對文學還是念念不忘的。我猜想，他會把最觸動自己內心的題材，留給文學。所以在《伽藍號角》裏面，我們可以讀到好些私密的情感，經過虛構的編碼間接地呈現出來。紅眼之所以找我給他的新書寫序，也許亦有重新強化跟文學的連結的意思吧。（後來才知道，推薦者原來還有謝曉虹。）畢竟我一直被認為是「嚴肅文學」中最「嚴肅」的一位。有趣的是，我自己近年倒有點逆向而行的想法，就是變得不那麼「嚴肅」，甚至嘗試寫出比較「通俗」的東西。
紅眼小說的文學性是絕對不用懷疑的，但在文學性之中存在通俗性，也同樣是顯而易見的。這兩者的並存不是問題，相反更是一件好事。在《伽藍號角》這樣的一本「嚴肅」之作當中，也可以看到一些通俗元素，其中之一，就是紅眼非常擅於營造懸念。廣義而言，所有小說敘事都是建基於懸念的，也即是引起讀者對事件後來怎樣發展的興趣，但是當懸念的營造和揭示成為敘述的主要動力，就出現了通俗類型中的懸疑小說。《伽藍號角》中的短篇並不是狹義的懸疑小說，但很多都具有懸疑小說的吸引力。
最具懸疑色彩的莫過於〈海明威的貓〉。這篇小說的出發點，就是男敘事者自中學年代開始，對一位心儀女同學無論如何也不肯脫下襪子這件事，所衍生出來的無限想像 — 她有六隻腳趾的傳言，成為了他一生的懸念。到了後來，男主角終於和女主角發生肉體關係，但她依然頑強地堅持不脫襪子的底線。甚至到了多年之後，當兩人已經結了婚，情況也沒有絲毫改變。為了解開這個謎團，事情出現了極為可怕和暴力的發展。
這個藏在襪子裏的懸念，其實就如同現代物理學中的著名思想實驗「薛丁格的貓」一樣，是一個不可能拆解的兩難。襪子的確是不可以脫下來的。強行脫下襪子，會造成災難性的結果。問題並不在於消除或者壓抑衝動，而是如何轉化它。我們不妨把襪子視為創作的隱喻。創作的背後是懸念，創作的動力是解開懸念的衝動。但那終極的秘密是不能揭開的，創作者必須與懸念共存，否則便會像小說的主角一樣，親手害死了自己的原初所愛，也毀滅了自己內在的純真本質，而成為了一個平庸無情的中年人。
集子內的其他短篇，無論是關乎身世淵源、身分轉換、時空穿梭、怪病感染，或者心理上的真與幻，都充滿着敘事學上的懸念。但是，這些小說沒有被寫成真正的類型小說，因為懸念亦同時根植於日常。富有虛構性的意念並沒有懸浮於半空，而是回落到最實在的生活時空中。除了是富有生活感的內容，小說也同時散發着鮮明的時代感。近年的社會事件和經驗，也被編織進小說的肌理。超現實的成分，與極為現實的元素發生作用，有時互相增益，有時互相解構，有時又融合成寓言故事。紅眼似乎偏愛動物意象，各篇的題目出現過鳥、鼠、豬、雞、貓，而書名中的「伽藍」除了指佛寺，也同時是鵜鶘的別名。以動物寓意人間，有潛意識和本能的一面，顯然也有政治社會的一面。
無論是懸念或者寓言，當它主要的質地是日常，當它主要的旨意是情感，就不是類型或者理念。也許這就是《伽藍號角》的「文學性」之所在。不過，我認為重點不應該是紅眼選擇在這個時候「回歸」文學，而是探索文學如何超越既有的「嚴肅」和「通俗」的膚淺對立。這種無謂的對立已經成為香港文學的魔咒。每一個世代都重複著相同的焦慮、失望、憤慨、否定和嗤之以鼻。
路當然不是只有一條，切換軌道也不代表棄暗投明或者背信棄義，有時合流有時分途也許是更美的風景，而所有最圓滿的成就，必定是殊途同歸的。這將會是一個作家脫離衝動的少年期之後，所必須深思的課題。對於不再是新人的紅眼，這正是一個關鍵的時刻。我們有理由對他充滿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