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稱蔡爺的蔡炎培先生仙遊，香港文壇的「爺」級人物，便只剩下崑爺（崑南）了。蔡爺生於一九三五年，和崑爺同歲，也和我父親同歲。和兩位爺們比，我只是兒子級而已。我父親兩年前去世了，今日聞蔡爺離去，不感意外。以蔡爺的文學成就，圓滿此生，實榮勝於哀。我不是詩人，不敢出來談蔡爺的詩藝。不過，對蔡爺的小說，我倒有過點滴淺薄的認識。
我和蔡爺沒有私交，只有過數面之緣，其中第一次，已是二○一○年。當時葉輝先生在籌備復刻蔡爺的舊作《日落的玫瑰》，找我寫序。我受寵若驚，心想：我何德何能，竟敢為大前輩寫序？熟悉蔡詩人的同行和學者，大有人在，幾時輪到我說三道四？但是，此書是小說，找一個寫小說的人來作序，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於是便不敢怠慢，奮力鑽研，戰戰兢兢地寫成了近九千字的長文〈日落星提，殘紅孕綠：一代青年藝術家自畫像〉。
話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了所謂的「三毫子小說」，是一種廉價的通俗消閒讀物，每本只三、四萬字，輕薄易讀。初時「三毫子小說」以環球出版社為大宗，一九六五年明明出版社加入競逐，推出「星期小說文庫」，由文藝青年兼插畫家蔡浩泉主編。雖然以流行小說為主，但蔡浩泉魚目混珠地滲入了好些文藝小說。蔡爺當時以「杜紅」為筆名，從一九六六到六七年，一口氣寫出了六部小說，其中第一部便是《日落的玫瑰》，第二部則是《風孃》。這兩部是原創作品，其餘四部則是近似「偷橋」的外國名著改編。當時在同系列中的年輕作家，還有亦舒和西西。因為小說漲價，此時已是「四毫子小說」了。據李洛霞的訪談記載，筆名「杜紅」來自蔡爺喜歡的兩位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和蕭紅。
葉輝先生推出的《日落的玫瑰》復刻版，包含了原先的《日落的玫瑰》和《風孃》。兩篇之中，以《日落的玫瑰》用力最深，也最有藝術性。所謂藝術性者，就是作者認為小說並不是為了說故事，而是要抓住故事「最緊張，最豐滿的一刻」，去呈現「小說的真實」。減低了情節的重要性，相對地，詩意的成分卻增加了。小說除了多處引述人物所作的詩（部分借用蔡爺自己的詩作），行文亦非常詩化。所以，作者事後也承認「有些地方詩的語言太多，足以影響小說藝術本身」。詩和小說的分野在哪裏，兩者有沒有融合的可能，這些其實都是很有意思的問題。蔡爺在這部小說中，做了非常大膽而具創意的嘗試。
《日落的玫瑰》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故事的。情節的骨架還是可以讀出來。基本的情景是，女主角兼敘述者江二瘋在山頂餐廳寫信，憶述和男主角許星堤已成過去的戀情。（許已經自殺，具體原因不明。）當中穿插許的書信，構成鏡像似的敘述層，出現許多沒有解釋來龍去脈的情景和事件，以及沒有交代背景的其他人物。於是，在實在的餐廳場景中，衍生出多重如幻似真的場景。令情況更複雜的是，作者又引入了不少他自己的詩作，連女主角的名字「二瘋」，也是蔡炎培自己用過的筆名，而小說中那首題為〈日落的玫瑰〉的詩，原來也是作者的舊作。年輕詩人蔡炎培不但把自己的藝術家形象投射到男主角許星堤身上，也同時以女主角江二瘋為自己的分身。如此這般，小說不斷打破和跨越現實和虛構的界線。
令這個沒有故事的小說不至於支離破碎的，是以「心象」為原理的藝術手法。蔡詩人在〈焦點問題〉（1965）一詩中便有這樣的句子：「心象決定了形式」。這個藝術觀不但用於詩中，也同時用於小說中。我在那篇長序中，便分別談論到蔡氏小說中的「圓圈」、「鏡子」、「升沉」和「顏色」的心象。序文的題目〈日落星提，殘紅孕綠〉是這些「心象」的綜合。「日落」來自書題和詩題，「星提」取自男主角的名字「星堤」，與「日落」成對比。至於「殘紅孕綠」，出自〈日落的玫瑰〉一詩的末尾兩句：「拋棄著孤花的女子必孕綠 / 欣欣樹勢初認這殘紅」。「日落」而「星提」，「殘紅」而「孕綠」，沉而後起，死而後生。我以為，這表出了蔡爺的詩心（包括小說）中互相對比又互相衍生的「心象結構」。
《日落的玫瑰》復刻版出版後，葉輝在樓上書店為蔡爺搞了個新書會。我在會上第一次正式和蔡爺見面。當時我非常擔心蔡爺看了我那篇序會有何反應，會不會覺得我誤讀錯讀，或者盡是說些不着邊際的話。老詩人像中了六合彩似的，喜滋滋地說：無端端發達。這應該就是首肯的意思吧。我幸不辱命，捏了一把汗。老實說，無端端發達的應該是我啊！人人都知道，蔡爺好賭，尤其是賭馬。無端端發達一語，真是富有跑馬詩人的風範。在人生這場大賭局中，把賭注押在文藝上，蔡爺肯定已經發達了，而且也肯定不是無端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