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活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他在馬六甲成立英華書院，以中國傳統木刻雕版方式印刷中文聖經。後繼者台約爾則是首位着手進行中文鉛活字鑄造的開創者。一八四二年香港開埠，翌年英華書院遷港，繼續活字鑄造工程，至一八五○年代初，完成大小活字各一套。因為是在香港完成的，後來的印刷業者稱之為「香港字」。之後出現了上海美華書館的「上海字」，加上同時期的「巴黎字」和「柏林字」，金屬活字逐漸取代傳統的木刻雕版，成為中文印刷的主流，也帶來了中文印刷業的現代化。

在鑄造「香港字」的歷史中涉及許多人物，當中主要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從最早的馬禮遜，到後繼的米憐、麥都思、台約爾，到香港英華時期的理雅各。跟這段歷史相關的華人也不少，好像出身為刻字工人、第一位華人傳道人梁發；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於香港英華書院工作，後來被封為干王的洪仁玕；還有從上海逃難來港，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王韜。後來王韜聯同其他華人合資買下英華書院印刷所，成立中華印務總局，創全中國第一份社論報紙《循環日報》。

我首先從策劃展覽的香港版畫工作室獲得基本資訊，然後閱讀關於十九世紀中國印刷和出版的專著，其中台灣學者蘇精先生的《鑄以代刻》最為深入和全面。我在查考過程中獲蘇先生贈送絕版舊作一本，實在感激不盡。接着便是閱讀多位傳教士的傳記、自傳和他們翻譯及撰寫的作品。最後便是參考當時以香港字印刷的書本，包括委辦本《舊約全書》、《新約全書》、期刊《遐邇貫珍》、《華英字典》和理雅各的五卷本《中國經典》。

對一個小說家來說，材料的誘惑難以抗拒。當你手上擁有大量材料，你很難忍住不用。傳教士們前仆後繼、排除萬難，為中國人鑄造出第一副中文鉛字，確實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們每一位的性格和經歷都富有戲劇性，絕對是歷史人物描寫的好題材。可是，我對於擬真的歷史小說存有疑問。無論是視之為「還原」或「虛構」，我也不太接受直接呈現歷史人物、彷彿那就是他們「自身」的敘事手段。結果我採用了一個特異的方式—活字降靈會—由所謂的「香港字字靈」以對話的方式，向小說主角講述這段歷史故事。而小說的主角，是在二○一九至二○二○年當下的一個大學女生賴晨輝。

包裹着歷史故事的，是當下現實的故事。患有精神病的賴晨輝自殺不遂，在康復期間加入了研究「香港字」的工作，協助籌辦相關的展覽。追尋「香港字」的淵源，跟她追尋自己的家族史連在一起。從她從事印刷業的外祖父上溯，源頭回到香港開埠初期，在英華書院印刷所工作的一位印刷學徒戴福。戴福是個虛構人物，但我把他嵌在真實的歷史人物之間。於是便出現了小說的第三部分（在活字降靈會和當下的賴晨輝故事之外），設定為這位十九世紀香港少年所寫的自傳〈復生六記〉。這個部分用了淺文言和舊廣東話書寫，不但是為了製造擬古的風味，也是希望利用不同的文體，建構不同的層次和視覺。

所以，小說就文體而言有三種：當代的第一人稱小說體〈晨輝遺書〉，對話體兼歷史敘述體〈活字降靈會〉，以及擬古文自傳體〈復生六記〉。這樣做可以大大縮減歷史的部分，把焦點放在今天追尋歷史的過程。也即是說，歷史之為歷史並不是自在自明的，而是通過今人的追溯、想像和重構，才形成的一種精神樣貌。這部小說寫的既是過去，也是當下。

不過，精神也須寄託於物質而生。「香港字」不止是一個概念，也是至為具體的事物，是實實在在的鉛字。這次出版社和台灣日星鑄字行合作，由經驗豐富的張介冠老闆親自操刀，按「香港字」的印刷樣本刻出銅模，再鑄出四枚鉛字，用以印刷藏書票，作為公益珍藏版出售，籌得資金捐贈給香港版畫工作室，作為「香港字重鑄計劃」之用。

這次重鑄的四個字是「愛者不懼」，出自委辦本《新約全書》門徒約翰一書第四章：「愛者不懼，我之愛充然無間，則懼心泯矣。」查當代《新約》文本，此句原意為「在愛中沒有恐懼」，但當年傳教士和他們的中文協力者，選擇了譯作「愛者不懼」，似乎是取自《論語》中的「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由「勇」到「愛」，意義大為擴充了，雖跟原文有異，但我認為是神來之筆。

在小說中，少年戴福印刷聖經單張，送予他暗戀的少女幸兒閱讀，傳情寄意。他們的愛情，最終得不到圓滿結果，但他寫給幸兒的情書，相隔一百五十年，經過字靈的中介，傳送到賴晨輝手上。這就是小說副題的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