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怡雖然很年輕，但筆齡已經超過十年。她高中未畢業已經在《明報》上發表與時事同步的小說，後來結集成《據報有人寫小說》。之後再出版了《補丁之家》和《林葉的四季》，又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新秀獎。去年她參與香港藝術節委約的《兩個女子》廣東話歌劇創作，把西西的短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感冒〉改編成歌詞。演出因疫情延遲到今年，以線上觀賞的形式推出。黃怡作為文學新人的創作成果，在本地文學界可謂得到充分的肯定。
二○一九年二月，我和黃怡在台北國際書展中碰面。她在宣傳她的新書《林葉的四季》。除了黃怡之外，還有幾位香港年輕作家，一起在香港獨立出版社聯合租用的單位上舉辦活動。香港出版物在台灣發行障礙甚多，集合眾人的力量，趁書展主動爭取曝光，是個好辦法。不過，縱使大家非常努力，與書展主辦單位和台灣本土出版社舉辦的活動相比，反應還是差了一截。那時候我心裏想，香港作者要在台灣書市立足，直接地展示於台灣讀者面前，必須在台灣的出版社出書。
香港不乏優秀的年輕作者，也不乏有能力做出高質素書刊的小型獨立出版社。問題在於發行。沒有好的發行渠道，再好的作者和出版者也無所作為。因為這些局限，在台北書展當中，香港作者和獨立出版社也給人一種業餘的味道。當然，業餘和水準沒有對等關係。在香港從事文學創作和出版，誰曾有過專業的條件和待遇？可是，我還是覺得，如果這些香港年輕作者，能夠獲得正常的作家身份和待遇—也即是一份正式的出版合約、二千本的首刷印書數、百分之十的版稅、首刷預付版稅等最基本的條件，出版社安排的各種宣傳推廣活動，以及在台灣各大書店（以至香港各大書店）的枱面擺放機會—那才是他們真正值得擁有的東西。
那時候我跟黃怡說：你俾心機寫下一本書，我會在我能力範圍之內，幫你物色一家台灣出版社。我當時的計劃，是在兩三年內，把三位香港年輕作家推薦到台灣。但這件事我沒有十足的把握。台灣出版者沒有任何義務支持香港文學，他們的本土文壇水準很高，不斷有新人冒起，出版業的生存狀況又十分嚴峻。要說服出版社把資源和機會投放在陌生的香港新人身上，一點也不容易。從前我們那一代在台灣的文學獎拿到獎項，算是一個在當地出書的契機。沒有這個理由，便很難讓一個外來作者登場。除了作品的質素之外，還有許多時機的因素。畢竟對方的主要考慮，還是台灣讀者和台灣市場。
我想法在去年初步實現了。蔣曉薇的《秋鯨擱淺》在老牌文學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反應很不錯。聯合文學的總編輯周昭翡，是我一九九四年拿到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到台灣領獎時認識的第一個台灣朋友。那時候昭翡是《聯合報》副刊的記者。昭翡接掌聯合文學之後，出了許多資深大作家的作品，但也繼承了聯合文學支持新人的傳統。有了蔣曉薇的成功先例，我便在今年初推薦了黃怡的新作《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非常感激昭翡，再次接受了我的建議。聯合文學就像一個文學新人的接生者。當年於我如是，多年來對無數的新人也如是。韓麗珠、李維怡在台灣出的第一本書，也是在聯合文學的。
我給《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寫的推薦序，八月率先刊登在台灣《文訊》雜誌上，我就不在這裏重複當中的內容了。這本書的大部分篇章，之前曾經在《明周》和《字花》連載，讀者應該會留有印象。黃怡每一次都選一幅名畫，把畫中的元素轉化為一篇小說。這令人聯想到西西的《剪貼冊》和《畫/話本》。事實上，把黃怡稱為西西的文學繼承者，並非言過其實。無論在取材、語調、心態、想像的形式等方面，黃怡都有西西的影子。繼承固然無需拋棄，也不應背叛，但學習和成長的目標，是要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作家。我相信黃怡正在平穩地向這個目標前進。
書名中的「擠迫之城」指的當然是香港。但香港的「擠迫」，除了是物理空間上的狀況，也包含社會和精神空間。特別是最近兩年，無論是社會事件或者是疫情，也令我們感覺到生存空間的縮小和擠壓。在這樣的「擠迫之城」中，戀愛會有什麼的樣態和可能性，這是黃怡想問的問題。重點不止是會有怎樣的「戀愛」，而是面對着「擠迫」的狀況，戀人們會有什麼應對的「方法」。「戀愛方法」一詞意味着主動性，而不止是消極的被擠壓。這並不是說小說中的人物都富有自覺和能動性，當中也有許多無意識和條件反射的行為，但是，在小說家的層面，注重「方法」其實就是一種採取主動的態度。也可以說，（書寫）戀愛是對抗擠迫的方法。
黃怡的書在台灣出版，也是一種跳出「擠迫之城」，進入更廣大的世界的方式。當然台灣也有台灣的「擠迫」，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是全然開闊無礙的。但這個文化空間的轉換，始終是個「解壓縮」（unzip）的動作。這不是一次單向的逃走，而是一種接觸面的擴張。出版是個涉及地域和物質的操作，但背後更重要的意義，是視野的開拓。要完全解除「擠迫」，是個不可能的追求。相反，我們要學會在擠迫中尋找開闊，在局限中看到可能。這既是一件實務上的事，也是一件精神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