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由無數不同的小世界或微型世界組成。如果法庭是一個小世界，文學就是另一個，它們分別置於廣大世界的兩個極端。在這兩個小世界之間，擠滿了不同的人所建構的日常微小世界。以往，法庭有相關的法則，規管那裏的每個人的行為和用詞，以及法官的判決。可是，那一套法則被不同修改、動搖，甚至摒棄。即使習慣在法庭世界的人，也漸漸感到陌生。

在房間裏，律師再三提醒我要注意用字：「法庭和日常生活，是不同的世界。」我被告知，在那裏，不可以說出激烈的字眼例如「抗爭」，而要使用中性的「社會運動」，以免那些字詞給法官投射出一種令他不適的色彩。在法庭裏，人們不是讀者，而是監控者和偵察者，說話一旦被吐出，得到的並不是理解，而是查正、檢驗、引用，或，刪節和斷章取義。無論坐在犯人欄裏，或證人欄裏，人們都沒有主動言說的機會，只能回答問題，而且是在各種規則和指引之下。

律師模擬法庭將會出現的狀況，問我各種問題。我可以感到，喉嚨的肌肉緊縮了起來，聲線比平日更弱，因為我只能運用腹部的力量，突破喉頭的窄道，在那裏擠出一種聲音，就像在機場的海關，把自己的行李放在輸送帶上，給透視的機器一覧無遺。我的答案，精簡而短促，因為我已沒有力氣說出更長的句子。

他們似乎滿意我作為證人的表現，而我也願意擔任證人的角色。不過我忽略了，發聲這件事所意味着的，不止是其中的慾望、勇氣、技巧和力度，那裏也有不同的世界組成的規則，可能出現的互相衝突和矛盾。

在法庭裏，我必須收藏，寫小說常用的抒述、呈現和意象，寫散文時的剖白和自由書寫，也不可洩露詩裏的跳躍和留白，也不可以使用在寫作課或演講時所運用的氣氛感染，因為在那裏，語言並非用作聆聽，而是進行較量、評斷和懲罰的「物件」。我如何可以避開「我」，去吐出合用的「物件」？

離開律師會議的次天早晨，我的頸椎開始出現莫名的疼痛，那樣的痛楚隨時間而加劇和擴散，以頸部為中心點，蔓延至肩膀、背部、手臂和頭顱。我沒法忽略那種痛。甚至，轉動頭部、舉手或喝水也會加劇那恍如即將崩散的痛苦。我渴望在痛苦的密林裏找到一個空隙的點，可以伸展雙手，用力握緊着什麼，正如，我始終想要在重重關卡裏，找到一個缺口，發出聲音，可是，那卻是密閉的空間。身體告訴我，假若我漠視肌肉和神經的警告，勉強使力，就會扯斷連接內部各部分的一根脆弱的神經。

我始終沒法坐在證人欄裏。

讀到王婆婆被控襲擊保安案件的新聞。她沒有聘用律師，只表示受審時「不盤問、不自辯、不求情」，接受一切的結果。因為身體問題，她也無法完整閱讀和理解控方提供的文件。

她還原了一個人，在法庭的世界，孤立無依的狀態。一個人在那裏最強大的武器，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容器，承受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