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W因為自己的歌聲而被捕。提堂當天，控方卻決定不提告，只是，他必須守行為一年。對着眾多前來採訪記者的提問，他以歌聲代替回答。
W是藝術家，面對莫須有的罪名，尤其是，因為音樂而被指控，他藉着這個機會，用音樂表述自己是誰。極權常以嚴厲的管治手段，激發人性裏的恐懼，以及恐懼而生出的軟弱，令人忘記了自己是誰和誠實作為自己的無限可能性，因而被完全控制。而W所唱的歌詞，意思正是，完全接受身為自己的美好和挫敗，當世界和「我」出現矛盾和衝突時，仍然保持真正的自己的勇氣。因此，W當天所唱出的答案，其實不是給予記者，而是世界的荒謬，以及同樣被加諸了許多罪名的擁有自由意志的人。
「極權」是什麼？有時候我想，或許那是一束游離的，存在於每個人心裏的念頭。大部分的人，獨自一個的時候，都是好壞參半的普通人。只有當人們聚在一塊，在某種情況下，「極權」的意念被集體地激活，就慢慢堆疊成圍困着一個時代的欄柵和災難。只有那些已然洞悉了自己是誰，而且決心不會背叛自己的人，才能在可怕的激流中，保存人性而不隨眾瘋狂。
或許，就是像Fredy Hirsch那樣的人。生於一九一六年的德裔猶太人Fredy，被送進特雷津集中營時，只有二十五歲，負責集中營的建設工作。被抓進集中營之前，他本來是運動員和體育老師，外貌俊美、機智而隨和，深受青少年學生們歡迎。在集中營那樣的弱肉強食人間煉獄，他運用個人的領導魅力和交際手腕，成功游說納綷軍官讓他在營內建立青少年服務。他讓十四歲以下和成人俘虜分開居住的少年接受教育，而他和營內其他具大學程度的俘虜則充當教師，由於營內缺乏書本，他們只能憑記憶傳授知識。他培養這些少年人的衞生和紀律意識，除了設法為他們準備較充足的食物、確保他們每天運動、即使在寒冬也必須洗澡之外，也鼓勵他們和老弱的人分享食物。這樣做的目的，不單要增加這些孩子的存活率，也使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堅持活得有尊嚴和具同理心。可是Fredy無法撐到一九四五年，德軍戰敗，集中營解放的一天。一九四四年，在惡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他度過了生日不久，一批剛到達半年的孩子被送往勞改營。即使早有傳聞，所有到達這個滅絕營的人，期滿半年，便會被送毒氣室。因此，他們其實是要被送處死。但Fredy無法棄這些信任他的孩子於不顧，所以他一同前往。
為什麼他沒有像其他具有能被納綷利用的才能而享有特權的人那樣，犧牲他人而讓自己活下去？或許，像Fredy這樣的一個人，進
入集中營前已經公開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而且在集中營內和伴侶一起生活，早已受盡了各種威脅和排擠，因此他知道如何超越恐慌、艱難匱乏的生存環境、毒打虐待以至生死，保持作為一個人最珍貴的本質。一個人要是曾經活成了野獸，即使倖存，在他的心識裏還是會烙下了一個野獸的印記。
集中營其實是一個隱喻，在集中營被拆毀之後，集中營的本質又依附於其他形相之中，繼續存在。人們一邊狠批當年的納綷德軍如何兇殘，可是對於目前的形形色色的集中營，卻視而不見，或感到那是一種無可避免的事物。例如在阿富汗將要復興的「布卡」。阿富汗的女巿長加法里（Zarifa Ghafari）就是不惜一切要逃出「布卡」的人。她不止要自己，也幫助其他阿富汗女人走出「布卡」給她們的形而上的枷鎖。因此她成了最年輕的巿長、能言善辯、多年來捍衛女權，又主持廣播節目頻道，成立扶持女性經濟自主的非政府組織。她被塔利班三次暗殺，父親也因而喪命。塔利班重新掌權後，她只能在家裏和家人一起，等待臨到她頭上的命運。
在嚴苛的環境之下，不被外界所影響而繼續保存自己是那麼困難，有些人因為自己的種族而被屠殺、有些人因為性傾向而被壓迫、有些人因為自己的性別而被踐踏擠壓。但反過來說，極權製造的欄柵卻把每個人的真實輪廓更深刻地呈現。這些因為勇氣走到最前而被懲處的人，有更多機會從苦難裏洞悉存在的智慧，或許，可以因而在這個娑婆的世界，結束長久的輪迴旅行，回到真正的平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