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審理一宗案件後，在判詞裏形容，把女生斬至重傷，刀子刺穿肺部的被告擁有高尚情操。住在這城巿裏，那些並不擁有權力，卻早已被各種失常和無理摧折得憤怒不能言的人，還是以各種方式，表達對這種指黑為白的言論的反感。或許，不是期望能扳倒什麼，僅僅只為了顯示，常識、道德和公義仍普遍存在於人們的心裏。
言語具有無比的力量。不僅是寫下來的文字、演說、判詞、人和人之間日常的交談，以至人們每天無時無刻跟自己進行的內心對話，都有着模塑個人和世界的影響力。
坐擁權勢的人，因其身份、地位和利益關係，說出的話，幾近刀刃，可以用於拯救，也可用作不沾血地傷人。
於是想起，十年前，到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主辦單位每周都安排交流活動，其中一項，數十位從不同國家或城巿前去參與的作家，每周一次，輪流在大學的課堂上，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學作品。來自C地的X說，他的英語曾經很棒，但多年來缺乏可以運用這種語言的語境。「生疏了。」他說。即使在餐廳裏以英語點餐也有困難，但在課堂講座上，他還是沒有求助於翻譯，只是自己提早把演講稿寫成文章，然後再唸出來。演講完成，在那所大學任教的主持人問他，X的演講中提及，西方世界漠視C地的文學作品，但事實上，大學的圖書館內，滿滿的都是C地作家的作品英譯本。如果像X所說，言論自由影響了C地作家的寫作，那麼，X本人又因為言禁而沒法觸碰哪些題材？那一刻，X突然啞默了，臉上的表情凝固了。他嘗試說出一些話，卻始終詞不達意。不久，整個講堂的人，包括觀眾席上的我們，都感到那種着急和尷尬。坐在觀眾席上的總務瑪莉女士，轉過頭來瞪着同樣坐在觀眾席上的我，以嚴厲的眼神和命令的口形，要我立即走到台上充當翻譯，為X解圍。我看着瑪莉的臉好一陣子，思考着翻譯的目的，其實是縮減一種語言和另一種語言之間的鴻溝，同時知道，絕對的理解終究是不可能的。但那一刻，有任何言語，足以讓一個香港人如我，縮小美國、另外幾十個地方以及C地的距離嗎？我嘗試想像，來自美國的主持人從來都身處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環境，他擁有記得所有事的權利；跟我同年出生的X，則成長於一個被禁閉的國度，在長期的壓抑下，真實被隱暪，說話隱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揭露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即使X寫作，具有自我反省的勇氣，但，長久以來形成的遺忘習慣，使他再也無法一針見血地翻出那些積壓在巨大的遺忘倉庫底層的記憶。那是一個美國人從來沒有體會過的倉庫，在某個國度，人們為了生存，必須每天來回那倉庫，把自己的腦袋放進去冷藏一段很長的時間，再放回自己的頭顱裏去。而置身在美國和C地之間的我，站在擁有記憶的權利又正在一點一點地失去這權利的島上，應該如何用第二語言，把這經驗傳達？這不僅是英語和普通話之間的差異，還涉及歷史和生活體驗。
《百年孤寂》裏，馬孔多鎮居民所經歷的失憶症，有幾個階段：「患者首先淡忘童年記憶，繼之以事物的名稱和概念，最後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淪為沒有過往的白癡。」
從法官的判詞，我想到我們置身在哪個階段，有些人失去事物的概念，有些人失去了自我，而另一些人比較痛苦，在記得和失憶的邊緣，每天苦苦掙扎。
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