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陪伴K，在某所公立醫院裏候診，在擠得滿滿的都是人的候診大堂，巨大的屏幕宣示着，候診時間大約是，七小時。「我記得年幼時，來過這裏。」我對K說。「那時候你常常在深夜發燒，然後，我揹着你，跳上一輛的士，來到這個急症室。」愈久遠的事情，K的記憶便愈深刻。我沒有直說，記心太好的人，總是容易生病，因為記憶是一個太沉重的包袱，會壓垮身上最脆弱的部分。

時間也會壓垮所有人和事物的形狀，使之更易成另一種迥然不同的物質，例如，現在的醫院再也不是我兒時所想的冒險旅途的其中一站，而是一家運作失調的工廠，病人是生產線上滿溢的貨物，醫護人員是不斷加班以致疲勞過度的員工。也有可能，身體才是一家不斷落後於時間的工廠，內裏有日漸損毀而無法更換的零件，而每個細胞都是誠實而且擁有獨立意志的員工，因應不同狀況而選擇罷工。

是K的經歷讓我明白這一點。她已經在這家公立工廠待了數十年，早已是識途老馬，卻無法避免出現老貓燒鬚的時刻，因為，病人在醫院，終究只是一件被動的貨物。那天晚上，她致電告訴我，差點暈倒在家門前。那時，她剛從醫院回家。醫院給她抽血做檢查。一直貧血，而且造血功能有障礙的K，在那天被抽了七個針筒的血。「多年以來，做任何檢查，都只會抽一筒至兩筒。」她說。幾周前，醫院才要求她立即入院輸血。抽血後，她因為失血太多，眩暈和失眠持續了許多天。

我致電醫院，想要了解醫生和護士當天的決定，也想要告訴他們，K的狀況不宜抽血太多。但，一如我們所料，工廠裏負荷過度的員工，其實早已成了生產線上的一枚部件。負責回覆查詢的護士，只是告訴我，他們無法找到下決定要抽七筒血的醫生，也無法代我告知醫生，K的失血狀況。她只是一再說服我，K的不適，根本跟抽血無關。那時，我握着手機，心裏想着的是，如何撼動一個早已被瘋狂的制度模塑成鋼鐵一般強硬而冰冷的部件。我說：「在疫情之下，醫護人員想必工作過勞，但，每個病人都只有一副身體，和一條命，可以將心比己嗎？」她只是回答：「還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嗎？」我憤怒得無法說話，只覺電話的另一端是一個極其冷靜的瘋子，而我，是一個瀕臨崩潰的瘋子。我很想對她說：「但願某天，你家長輩也遇到跟K相同的醫護人員，那時候，你就會明白病人家屬的感受。」我很清楚，這並不是詛咒，而是以失控的姿態撞擊部件，期望發現那裏還有深藏的人性。但，我終於還是什麼都不說，只是斷掉了電話。

「只有一種情況，他們會追查和認真地解答，那就是，如果我因此而死掉，成為了一個在他們眼中具有意義的數字。」K說。

那不是制度化和人性化之間的角力，而是，生與死之間的掙扎。把自己活成一件機械，在一個工廠化的社會裏，去除被視為多餘的感受和思索，想必是比較容易，因為生存是海，海裏常有不明的湧浪，而在有生之年，提早死去，在活人的軀殼裏，行屍走肉，為何不是一種幸福呢，畢竟只有死亡裏才能找到絕對的安全和穩定，因為死去了的不會再死，包括，靈魂的死。而在一個工廠化的環境，像一個人那樣活着，以肉血和神經迎擊剛硬的部件，只會帶來痛苦，那是擁有生命的代價。然而，即使在靈魂的層面，在雖生猶死和艱難地活着之間，本來就是無可選擇的事。

隔周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