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稍褪，我到了剛剛恢復營業的戲院，門前，有一名員工為每個入內的人量度體溫。她先用儀器在我的額前探測，末了，我正要離開，她用手指了指我的袖子，命令我讓她看手腕。我一時未及反應，依言捋起袖子，向她展示我手腕上的束髮圈和晶石手鏈，她木然的臉上閃過一絲失望。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明白，她要查看的是，我手上有沒有居家隔離的手環。
瘟疫帶來的恐慌，讓新的法例得以訂立，而執行法例的人得到更多權力，雖然，權力其實並不屬於執行者，但執行的人卻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惡、立場或道德判斷，任意決定如何對待被規管的人。法律、限聚令和一系列的防疫措施，落在缺乏監管機制的執法人員手上，成了試練人性和探勘幽暗面的儀器。於是，人心裏的黑暗之惡從一個小孔、一道縫隙，被迫開了一個愈來愈廣濶的洞。
我常常想起，從事裝置藝術的友人，多年前向我提及的一個作品。許多個透明玻璃攪拌器，內裏有水，水中有幾尾金魚，牠們不知道器皿的底部有螺旋形的刀子，當刀子急速旋轉，牠們就會成為魚碎，因為不知道，牠們在那裏愉快地游來游去。玻璃攪拌器分佈在展場內各處，進入了展館範圍內的觀眾，可以決定平靜地觀賞魚兒暢泳，也可以，短暫地成為上帝，按下開動的鍵，讓金魚在瞬間粉碎。反正，謀殺金魚並不會構成罪行。
「那麼，有人按下死亡之鍵嗎？」我問她。
她點了點頭。
「為什麼？」我沒有問她，而這個問題連同金魚的畫面，留在我的腦裏多年。或許，與金魚亳無仇怨的觀眾只是好奇，好奇於一個無辜生命的死狀，或自己可以有多殘忍及無情。
現在，城巿成了一個展館，人們是金魚，執法者站在玻璃攪拌器外，饒有興味地觀賞着，手指放在開動的鍵之上。褪下了法律的制約和文明的外衣，人性在本質仍然粗野而橫蠻。
我的書出版後，一些記者前來訪問。她問：為什麼你寫下這些字，難道不擔心被抓嗎？她說她早已害怕再寫下什麼，日後會成為連累自己的證據。另一位記者前來訪問，她說：你寫下的，其實已足以被捕。
提問其實是一種訴說，一種等待被撫平，至少是要傾吐的恐懼。
他們建設的籠子早已把這裏的人圍困。有些人避開了欄柵，否認籠子的存在，有些人不斷以肉身撼動欄柵，因而吃了苦頭。如果殘暴的源頭是人心內一個不明的黑洞，存放着所有被懲罰記憶堆疊而來的恐懼，會不會也是另一個不明黑洞？人們是觀眾，看着玻璃攪拌器內的自己。人們看見荷槍實彈的敵人快要來到，手指放在開動的鍵上，猶豫着要不要按下去，先攪碎自己。在共同創造的世界裏，在每種共同種下的業力之間，人和人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在磋商。在暴虐的黑洞和恐懼的黑洞中間，會不會存着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如果人們看着心裏的恐懼黑洞持續膨脹，停止餵養它，在呼吸開始急速的時候，延緩下跪或自我了斷的強烈慾望，會不會有助世界的平衡。
我其實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當螺旋形刀鋒在腳下不遠的地方。
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