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有意識的回憶中，我是在1980年代初在新西蘭威靈頓首次正式與香港人會面。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清楚記得那個房間、初晨的陽光、兩張椅子，還有放在我和對方之間灰色桌子上的文件。我曾經短時間在勞工處工作，那時要與一位待業男士面談。他緩緩地行走，很不容易才坐下。那時我並不知道他是中國人。我又怎會知道呢？他連臉也沒有。

我按着面談的程序進行初步手續。他很友善，也不拘泥。然後，在我還未開口發問之前，他便向我解釋了他的遭遇。約在十年前，他在九龍一家塑膠廠工作，一場大火令他被困火場。在有毒化學物質和塑膠助燃下，大火吞噬了他的身體。消防員把他從人間煉獄中救出，他倖存下來，但整個臉部都被燒至溶掉，在血紅的移植皮膚之間是四個刺孔：兩個在雙眼、一個在鼻子上，一個在嘴巴─他的外耳和頭髮早已全部消失。他的嘴部比臉部其他器官幸運，因為唇部肌肉並沒有在大火中融為一體─它們仍然保持作用，他也可以說話；可是他已徹底毀容，很難認出那是一張臉。

在所有我們可以遭遇的災難之中，例如是地震、洪水、惡疫等，火災可能是最嚇人的一種。我們對火熟悉非常，日常可以很輕易地點着香煙或洋燭、可以圍着燒烤爐或營火快樂地看着誘人火焰化成灰燼，連煮食都需要生火。就是因為我們對火如此熟悉，當它發揮潛力大肆破壞時，我們往往也更為震驚。又或者，正如偉大的藝術評論家羅伯特．休斯在一場可怕的撞車意外後，發現自己被困於支離破碎的車中，身體上出現多處骨折、脈搏漸趨微弱，逐步進入創傷性休克的感覺一樣。他最大的恐懼並不是死亡，而是汽車的油缸會燃起，令他被熊火吞沒。火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恐懼；而更差的是，他想像之中火比死亡更加嚇人。

正在巴西和鄰近國家破壞亞馬遜雨林的大火，還有印尼火耕農業引發的森林大火都佔據了近期的新聞頭條。在一個炎熱的夏天，當我駕車至悉尼北面時，我遇上零星的灌木林火，主要火勢在前一天已燒完，但濃煙仍未散去，森林碎屑滿佈路上。那些烈火的暴力和它們所帶來的最大影響，當晚在我於沙灘漫步時出現。那時海水已退潮，但以肉眼所見，在高水位線上是整整5米高的燒焦葉片，它們是大火和風吹進海裏然後再在海浪推動下回到海灘上而形成。火的暴力令人害怕而且充滿矛盾：它既快且慢，時而美麗又突然醜惡。大火過後的結果，永遠、永遠都是慘不忍睹的─不論是對人還是對物的損害。

過去數星期，我們親眼看到示威者投擲汽油彈或把雜物堆成火堆，另一方面，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龍繼續在街上進行淨化，但這裏的社區在一星期前才看過催淚彈和大火熊熊的景象。有人認為，這種暴力升級和用火，只是對警方向示威者、記者和在示威地點無辜路過人士施予暴力愈來愈嚴重的報復行動，所以才促成了以暴易暴的循環：你這樣做我們便這樣做；你加強我們也加強。我讀過的一篇新聞評論指出，是暴力迫使政府擱置然後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然而，此說並未經證實。人數仍然是最有效的反對聲音：數以百萬計市民不斷參與的和平遊行所帶出的道德信息，是任何政府也不可忽視的。相反，暴力的示威行動，在面對警方的無上限權力和國法下，必定無可避免地走向地下。示威行動會演變成游擊行動、埋下炸彈和造成大規模破壞。最後將會像北愛爾蘭所出現的情況一樣，而「連帶傷害」將禍及無辜市民，因為炸彈就像烈火一樣，從來都認不出誰是中立。

政府不可以䄂手旁觀或只是展開不痛不癢的「對話」。要解決香港當前的政治危機，重中之重還是推動普選，以及讓立法會有更公平的代表性。這正是數以百萬和理非示威者想要得到的，而且也能安撫勇武示威人士。如果示威向地下發展，要展開任何後續行動將會困難百倍。

我們在街上看到不少塗鴉，寫着”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玉石俱焚）。雖然這種塗鴉不會傷害任何人，但去年蘇格蘭樂隊Franz Ferdinand在灣仔修頓場館舉行勁力澎湃的演唱會時，帶來了一首搖滾版本的名作《This Fire》，它的預視能力的確令人不安：”……Now there is a fire in me / A fire that burns / This fire is out of control / I’m going to burn this city / Burn this city……”（我心內有團火／會燃燒的火／火已失控／我要燒毀這城市／燒毀這城市）

如果情況真的發展到那個地步，那麼示威者的面罩可以循還再用，用來遮擋誤擲汽油彈所留下的可怕疤痕─請相信我，被火燒過、面目模糊的臉真的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