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後，7月1日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日，在香港回歸後首數年只是例行公眾假期。然而，一切在2003年7月1日的大型遊行後便完全改變。那一年，香港在沙士肆虐後首次有大量民眾上街、張國榮自殺、還有關於市民反對23條立法的激烈辯論。7月1日那天，超過五十萬人（老實說，應該是近百萬）市民走上街頭抒發對政府的不滿（有點似曾相識？）。然後，在政府手忙腳亂之間（有點似曾相識？），大批市民在翌年同一天再次上街。

2003年走到街上的市民，數字之多令政府驚訝，在遊行過後多天，只目瞪口呆得未能向公眾回應（有點似曾相識？）。然而，北京對香港施政的根本態度在此時出現了改變。當時的故事，據說是董建華和其他官員對北京保證這次有規劃的遊行規模不會很大，而且無關重要。然而，這個看法在七一當天卻證明大錯特錯，近乎自欺欺人，更一清二楚地顯示董建華政府對公眾意見完全摸不着頭腦（有點似曾相識？）。北京發現自己被蒙蔽後的幾天，派了自己的人南下香港查個究竟，而憑着良好的鑑證調查情報，他們不僅和政府與支持者對話，也與學者、商界和民主陣營的主要成員會面。他們真的很想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上街；他們想了解香港人的不滿。

由那天起，中聯辦（北京在香港的眼睛和耳朵）更加緊密留意香港政府的一言一行。然而，從上個月連串事件看來，中聯辦似乎未有對民意同樣警惕。這是一國兩制適用的地方：中聯辦通常只處理中央政府與政治事宜，而香港內部事宜和公眾意見，則由香港政府官員與本港的政府部門來處理。

林鄭月娥被標籤為傲慢，因為她未有與公眾會面、也沒有處理示威者向政府提出的五大訴求（例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審視2019年6月12日警方在金鐘行動等）。然而，除了是傲慢（儘管也可能是因素之一！），政府對於與示威者會面不作讓步，卻是來自中聯辦的指令。這次拒絕與示威者見面的做法，與雨傘運動時的做法十分相近，是對泛民陣營採取強硬態度的其中一部分，其他措施還包括在現屆立法會期間，以技術上不正確宣誓為由取消了民選立法議員的資格。

公眾在過去五年，默默看着建制支持者這些強硬手法。而任何侵奪香港僅餘民主制度的做法，都被視為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市民對政府的不滿還有很多：私人受聘司機駕駛的汽車不斷在擠塞的交通黑點違例雙線泊車、公共醫院病房牀位不足、輪候時間超長等基本民生問題。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可以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項令人無法接受的政策令市民震驚，令他們以自己的行動公開表達不滿與反對。自6月9日以來，大批市民走到街上，一次又一次地以聰明而持續的方式加強反對聲音，因為市民知道政府以為民怨會隨着時間慢慢消退。

自2005年以來，政府早已視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為必須在下午封路的日子，但卻沒有什麼需要過分緊張，因為示威者也許抒發了不滿情緒，卻沒有激進地強迫政府收回政策。所有人到了7月2日照常回到工作崗位，繼續生活。即使是通常由法輪功組織的在7月1日早上令人刮目相看的銀樂隊遊行，也不被重視。

2019年7月1日，我由銅鑼灣開始遊行，到達金鐘道後，我可以選擇繼續前往遮打花園這個官方終點，或者轉右走向立法會，就如其中一個標語這樣寫着：「支持學生，這邊請」。我轉向了右邊，然後站在很好的位置，看到警方從保護立法會大樓的出入口與大堂間撤退；然後看見示威者衝門而進。我問過那些在我身邊同樣看着情況的人怎樣想。一位銀行職員說他是「中立」的，另一位退休人士覺得「一半一半」，當時很少人馬上譴責破壞行動。根據數天後的調查結果顯示，這樣的反應很普遍。市民有更強、更具凌駕性、更迫切的理由去憤怒，就如一星期後在尖沙咀的七七遊行期間一些橫額所示的一樣：「沒有暴動，只有暴政」、「警察槍擊孩子」、「警察槍擊記者」、「香港加油」、「五項訴求」、「特赦七一立法會運動人士」、「團結」。

2019年後，香港每年的七一遊行有了新的基準，儘管我們都不想同樣事情再次重演。

所以，現在開始對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