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發生示威浪潮期間，報章、社交媒體、電視的報導、文章、分析、照片和錄像多不勝數。每一種角度都有人討論，參與這些全面報導的計有本地和國際新聞機構，也有自由工作者和評論員。聖誕與農曆新年期間示威稍息，首批書冊、相冊和文集也相繼出版。示威期間也有不少低成本雜誌、貼紙、海報和通訊出版。然後，因應2019年新冠病毒而在1月後實施的限制，讓作家、攝影師和出版人有更多時間籌備新一輪以示威為主題的書冊，現在已有不少現身書店。
然而，示威的故事尚未完結。香港示威的另一章現正展開。上星期是香港的重要時刻，就讓我在此重溫。全國人大在只有一票反對下（會不會是不小心碰到投「反對」的按鍵？），通過了人大常委準備頒佈國家安全法，繞過香港立法會直接加入《基本法》， 做法頗具爭議。同時，在立法會上，有關不尊重國歌會成為犯法行為的法例再多走一步，越來越接近通過。然後，美國政府宣佈反對香港國安法立法，認為我城的自治已經受損，並宣佈香港可能失去貿易上的優惠待遇。為了回應這個星期發生的事，示威者再次在街上聚集，但更大規模的警力利用現時新冠肺炎的防疫規定，很快便對聚眾作出拘捕和驅散。
公眾人物的反應顯示了不同政治陣營的兩極化取態，而相關評大都自私自利。例如，黃之鋒呼籲美國和其他國家向香港施加更多經濟制裁，便只是加強了「攬炒」自殘的恐怖手段。諷刺的是，假如香港真的因為這些報復式制裁而受創， 再落得局外人地位，便真的只能夠成為「另一個中國城市」，而世界其他地方對香港的任何特別感情和關心都會消失。一般市民在那種情況下會變成怎樣？與此同時，梁振英因為滙豐銀行未有公開支持國安法立法而呼籲存戶杯葛，則是玩弄愛國主義的做法（一位滙豐高層稍後已公開支持立法）。梁振英擔任特首時，較大力推動「大陸化」，在他領導下的政府推動了在學校和晚間電視播放國歌，還有在所有政府建築物和學校升起國旗，旁邊才是高度較低的香港區旗；還有各紀律部隊與內地更緊密聯繫，以及嘗試在學校引入國民教育。
內地顯然對隨示威出現的暴力忍無可忍，也恐防更多人支持香港獨立，甚至有可能會傳往內地。這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境況。我們明白市民和商界都對實施國安法大表關注，因為現時已知細節不多，我們也不清楚這套法例會「硬」還是會「軟」。最重要的，是保持香港的法治和核心價值，包括集會、言論和流動的自由。即將立案的法律含糊不清，是對上述核心價值的考驗，因為魔鬼就在細節中，包括這些法例如何詮釋，還有由誰來任法官（不論他們是官僚和／或司法人員）。
建制陣營自1997年以來便一直控制著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機關，他們應該對現時由內地施加、引人國家安全立法的方案感到羞恥。多屆政府和建制派政治人物均沒有成功推動足夠討論，然後熟練巧妙地把選擇提交立法會，讓市民得以適當地辯論和考慮。硬闖而非建立共識，是2003年和2004年時所採用的策略，事情自那時起便一直猶豫不決，情況是令人絕望的。自1997年以來，香港的行政領導都都處於弱勢，政府普遍被視為（而很多情況下也確實如此）無能、充斥精英主義，而且偏袒香港的宗族、業界和商界利益。香港的「小人物」，即普羅大眾，在決策上大都被拒諸門外。民主派陣營儘管反對聲音不絕，但從來沒有以替待政府的身份推動有啟發性的另類政策議程。簡單而言，這一切都有需要改變。
我建議一位在海外居住的香港朋友收聽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的歌曲《Where Do We Go Now But Nowhere?》（除了無處可去，我們現在何去何從？），它的歌詞捕捉了我們身處的亂局，包括：
「…在鴨塘周圍，我們冷冷地垂頭喪氣
沮喪地、哀痛地，我們再走一圈
再多一次也是厄運，沒有希望
繞著走、繞著走，無處可逃……」 *
這首生動鮮明的情歌也提及「Serenity Prayer」，是美國神學家Reinhold Nierbuhr的作品，他言簡意賅地寫出了採取匿名戒酒會等自救計劃的實際行動。禱文這樣寫道：「天父，請給我們勇氣，改變必須改變的事物，讓我們安然接受改變不了的，也給我們認識彼此的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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