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家畫廊在一九九七年開幕，與我另一門生意共用位於上環的改裝辦公室。一九九九年亞洲金融風暴重擊香港，租金急跌，讓我得以搬到中環卑利街一間前身為陶瓷店的鋪位。中半山扶手電梯開通後，該區與中環的連接更加緊密，新的酒吧、食肆和畫廊陸續開業，形成了「蘇豪」。那時候，舊有的餅店、陶瓷店、佛教尼姑庵和廟宇、理髮店、糧油雜貨和洗衣店，還有一些舊式中式酒家仍然繼續經營；金融危機令物業和租金沒有飈升，讓這些舊店可以短暫地休養生息。

一九九〇年代末至千禧年代初，中環與港島和九龍很多其他地方一樣，仍然保留了區內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開業的老店和行業，洋溢老香港的舊城氣氛。整個蘇豪區內的店家互相認識也互相扶持，他們都會在本區購買日常用品。我特別喜歡在堅道一間歷史悠久的五金店買東西，梁先生和梁太太的窗簾及五金店現時仍留在區內，但已搬到鴨巴甸街的後巷。我通常會在區內四間茶餐廳或冰室吃早餐和喝咖啡。四間店都已結業，換成了酒吧、食肆或「時裝精品店」。

我最喜愛的茶餐廳位於伊利近街和卑利街交界，冬日的和煦陽光剛剛可以照到它的室外座位。多年來，很多藝術家和訪客和我一起在這裡喝咖啡、吃茶點，在西式咖啡店進駐本區以前，這就是我們的本土咖啡室。在二〇〇三年沙士疫情肆虐期間，我如平日一樣走進店內，兩位侍應也如常一個粗豪一個友善地跟我打招呼。那天早上，兩人更就老闆要他們戴上的口罩說笑。我是全店唯一的顧客。幾天後，我仍然是店家的唯一一位客人，但員工已沒有再說笑了。他們很快明白，沒有顧客會威脅生計。

在澳洲過了五星期後，我在上周回港。在澳洲的幾十天內，我看着澳國對新型冠狀病毒由最初的自滿變成勉強覺醒，然後在疫情席捲全球後手忙腳亂地回應。澳洲嚇然驚醒的一刻發生在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即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大流行已發生時。此語一出，代表新型冠狀病毒不僅在本地傳播，而且是整個區域和全球爆發。意大利、伊朗和西班牙確診個案突然急增，顯示病毒那時已擴散至亞洲以外，觸發了世衛對新型冠狀病毒緊急狀況發出遲來的升級。但有說令澳洲人更為震驚的，是大型體育項目也得取消。世衛宣佈大流行後數天，格蘭披治一級方程式賽車在首輪練習賽的早上宣佈取消墨爾本站賽事，當時數以千計的賽車迷正等候進入賽道現場觀賽。一天後，政府機關迅速推出社交距離措施，下令所有大型公眾活動實行人流管制。正如香港已經歷過的一樣，多項社會服務和康樂設施即時關閉，主要文化及體育活動相繼取消。海外國界極速封關；而美國和歐洲也開始封城鎖國，國際航班大幅減少，沒有人坐飛機，也沒有飛機可以讓人坐。

澳洲媒體嚴厲質疑為什麼澳國衛生機關和政府沒有及早開始在媒體發出衛生警告，又或者實施中國、香港、新加坡和南韓兩個月前已開始的社交距離措施。

隨着全球股市急挫和大幅波動，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引起的旅遊和經濟亂象和經濟後果迫在眉睫。任何生意人都知道，有正現金流才能支持業務健康發展。穩定的現金流代表租金、人工都可以準時支付，而欠款有其法律後果，可以迫使商號倒閉。沒有現金便會引至清盤。一家商號倒閉，同一供應鏈的其他商號也會受影響，因為現金流問題造成骨牌效應。失業情況會緊接其後，可見現金危機會影響個人和家庭，特別是那些負債纍纍，有大量信用卡卡數和按揭要支付的人。

各國政府正竭力透過檢疫隔離和封關等措施來控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情況，這樣醫院和醫療系統才不會因為急增的嚴重病例而不勝負荷。然而，各國政府也必須應對現金危機對各行各業和個人的影響，特別是藝術家和自由工作者等臨時工。如果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和旅遊及自由流動的限制須繼續執行一個月或以上，就像二〇〇三年時我的茶餐廳侍應朋友一樣，沒有人會再說笑。經濟後果已經刻不容緩：很多商號，包括所有人在香港都喜愛的咖啡店、小販攤檔、報攤、食肆、航空公司、文化機構和雜誌—是的，雜誌也不例外—將會因為沒有現金來支付各種帳項而逐一倒閉。

因此，如果你的經濟情況許可，請繼續支持你欣賞的各行各業、組織和臨時工，幫助他們捱過這場前所未有的環球現金流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