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故事還有個尾巴。
那晚我回家（永和那個日式老房子）後，我父母在客廳看電視，他們奇怪的問我，你的臉怎麼腫成這樣？我說我下公車時跌了個狗吃屎，沒事，我自己進去擦擦碘酒。說來他們也有點心不在焉，也許正被《包青天》的劇情高潮懸着。
我洗了澡，對浴室掛鏡作了幾個兇惡的表情，出來亂把臉上、眼窩、嘴唇的傷口，擦了一種我們那年代叫「面速力達母」的家庭備用油膏。把我母親留在菩薩香案下，小桌上的飯菜吃了，我姊對我說：「你的電話，一個怪怪的口音。」
我拿起電話，是蔡，一開始我真也沒聽出是他。他從沒打過電話給我，而他的台語口音太重了，而且那個年代，沒有手機，家中只有那個電話，放在永和老屋過道我父親兩排大書櫃之間，那書櫃後面，隔成我姊的牀和一張小書桌，另一架書櫃後則隔成我媽睡覺的牀。事實上這像在鐘乳岩洞中的居家空間，沒有隱私可言。它是一種外省的，父親是嚴厲正直中文老師的空間場。我的大腦內部切換，自然連不上。其實一、兩小時前，共同參與一場巷弄裏鬥毆的迌仔同伴。
「是我啦。蔡。」「噢，喔。」（我聽出來了。）「我跟你說，我替你討回來了（他用北港腔台語說），我去建中找了阿猴那些宿舍的兄弟，我們回去堵那個江明，把他拖到巷子裏，狠狠死揍。」
「什麼？」
他又跟我解釋了一遍，他和我倆分手後，一口氣嚥不下，恰好那邊離南海路很近。他去阿猴和那票建中的（非常壞）一羣租的宿舍。阿猴不在，但阿欽啊，有四個正在打麻將的，跟他一起繞回去，他們先去工地，每人找一根那上面還有釘子的，很粗的木樑，在那補習班樓下等，沒想到江明那傢伙，他找來的幫手尋不到我們，就散去了，他竟然還大咧咧上去補化學，下課後混在那些北一女中山景美建中附中成功的人羣一道下樓，就被蔡和阿猴的那票好朋友，押去之前我們三個被他們十來個圍住的，巷弄迷宮的最深處。昆德拉說，「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跟沒發生過一樣。」當第二次發生，如此似曾相識，像重播，像諷刺喜劇，和那天下午發生那場「捉放曹」完全主客顛倒。蔡說，我們當然沒在客氣的，往死裏打，這顆江明嘿，真的被打得很慘。我看他應該是殘廢了。
他說：「他應該不能生了。」
我拘謹的說，謝謝他。他似乎還在才去完美復仇的酣暢快意情緒，你可以想像他小小的個子，在公用電話那頭，抽着菸，這是他第一次打電話到我家。他說，噢，你是不是在家裏說話不方便？總之，跟你說一聲，我替你討回來了。就掛了電話。
在我十六、七歲時，那幾年我去鬼混、「學壞」、抽菸、打架、被教官叫去訓導處、我母親屈辱的被叫去學校、我父親和我斷絕父子關係，我都如同在深海中夢遊，沒有辦法也不感興趣「回到那個正常人世界的軌道」，但只有在那一晚，掛了蔡的電話，所謂的「罪」、「惡」、「我終於不是好人了」，對那個削瘦的江明的愧疚感，全景將我包圍。我不可能讓我父母、兄姊知道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我也沒認識哪個人可以討論、告解、懺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