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這篇稿的時候，只要輕鬆地在鍵盤上按動，文字便在電腦屏幕上出現。如果打錯了，或者想修改，也立即可以刪除和重寫。想改變字體和排版方式，可以在軟件工作列中選取，三兩下就搞定，隨時也可以改回來。想列印出來，只要連接家中的打印機，立即就可以印出一份高質素的文件。交稿也只需通過電子郵件，把文檔連同圖片傳到編輯部。而編輯部照樣也只需通過簡便的程序，便可以排印雜誌。
我們現在熟悉的編印程序，一切是那麼的理所當然。年輕一代對於現代印刷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來，已經沒有什麼概念。我唸中學的時候編輯學生刊物，經歷過要親手剪貼咪紙（把植字出來的字樣剪成需要的段或行，在紙版面上編排好，再用一種可撕下重貼的膠水貼上）、睇藍紙（付印前的最後校對）的工序。但是那也已經是進入柯式印刷的時代了，撿活字排印（俗稱「執字粒」）卻沒有親眼見過。事實上活字印刷一直進行到本世紀初，但大都限於小型店舖的形式，而近十年已幾乎完全被淘汰。
在柯式印刷出現之前，大部分的文字出版物都是靠活字印刷的。試想想一份報紙，當中需要用上的活字數以千萬計，每天出報紙前，排版工人是如何通宵達旦地逐粒撿字和排字。跟我們現在按兩三個鍵就打出一個中文字，耗費的精力差多少倍！不過，與活字排版出現之前相比，也即是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大部分中文出版物都以木刻雕版製作，活字印刷的效率和靈活度又大大超前。我這篇文章寫到這裏，只不過是花了幾分鐘，但對一個古代中國木刻師傅來說，同樣的文字可能要用上好幾天，而對早期的活字師傅來說，很可能要用上好幾小時吧。
想了解中文活版和活字印刷的歷史，我推薦大家去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正舉行的展覽《字裡圖間—香港印藝傳奇》。故事的開端在十九世紀初，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因為滿清政府的禁令，無法直接進入內地傳教，便寄望可以通過印發中文聖經和傳教書籍，把信仰傳播給華人。這方面的開創者是一八〇七年來華的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但馬禮遜採用的方法主要是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但也開始嘗試逐字雕刻的活字印刷。一八三三年傳教士戴爾（又譯台約爾）在倫敦會馬六甲傳教站開始製作中文活字的鋼字範（punch）和銅字模（matrix），再鑄成鉛活字（type），正式開展了西式中文活字的生產。一八四三年，戴爾出師未捷身先死，未完成的工作隨着馬六甲英華書院遷至初開埠的香港，由新加盟的印工柯理繼承。至一八五一年，大小兩副活字初步完成，至一八六〇年代增補至完全可用的程度，用來印刷了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典》和德國漢學家羅存德的《英華字典》。這些極具歷史價值的珍本都可以在展覽中看到。
英華書院的活字甚至可以翻鑄出售，顧客除了其他在華傳道會和印刷所，還包括清政府部門和外國機構。英華活字被譽為當時最完美的一副中文活字，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讚賞。根據中國近代印刷史專家蘇精的《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所載，在一八六〇年代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的英文書信中，以香港活字、柏林活字、巴黎活字、上海活字等來稱呼當時可用的幾套活字（type）。至於中文文獻中，香港印刷業商會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印刷藝術》第五期，有一篇短文提及「香港字」這個稱呼。再早一點，在一九三一年紀念商務印書館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文集《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裏，有一篇題為〈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的文章，裏面也談到英華活字，說「因其製於香港，故又稱之謂『香港字』。」
《字裡圖間》展覽最具「傳奇性」的地方，是尋找「香港字」下落的歷程。據策展人香港版畫工作室的翁秀梅所說，在二〇一八年中，她突然收到一封從荷蘭寄來的電郵，來信者是韋斯特贊鑄字工房基金會的Ronald Steur先生。他表示正在尋找一批十九世紀中葉賣給荷蘭政府的香港中文活字的下落。二〇一九年夏天，Steur先生在荷蘭萊登國家民族學博物館的倉庫裏，發現了一批由一八六〇年「香港字」翻鑄成的鉛模。版畫工作室派員親自到荷蘭，和韋斯特贊鑄字工房一起進行重鑄「香港字」的工作，終於在今年七月完成首批七十三枚的「香港字」。這些經歷了一百六十年再重現人間的鉛字，大家可以在展覽中見到。閃閃發亮的新鑄鉛字，不但印刻着「香港字」的前世今生，還把整個香港歷史鎔鑄其中。
隨着一八六〇年代由美國長老會設立於上海的美華書館的冒起，陸續購入、改良和自行製造了六種中文活字，香港英華書院作為活字供應者的地位被超越。美華書館出售的中文活字當中，有兩副其實是複製自英華書院活字的，包括一號來自戴爾活字、四號來自香港活字。用今天的說法，就是「老翻」了。但是這種做法在當時不受法律約束，所以也無可奈何。而美華書館的主管姜別利，也不是個只懂抄襲的人。他為中文活字印刷帶來了很多創新，例如以木刻活字經電鍍技術翻製成銅模以鑄鉛字（上海字），大大簡化了活字製作的工序，另外就是電鍍版的應用和活字架的編排，都大大推進了西方印刷技術在華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末，中國傳統木刻全面被西式活字取代，不但印刷史，連中文閱讀史也進入了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