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破例談談自己的書。我的新長篇《愛妻》，題目來自鍾曉陽的一個中篇，也是她的一部小說集的書名。我一直有點擔心，讀者會誤以為這是她的另一部舊作重寫。當曉陽知道我在寫一本叫做《愛妻》的小說，她幽默地回應說：那我就不能重寫這一本了。可見我這個厚臉皮的無恥之徒，是如何搶奪他人的題目。最近終於見到曉陽，我不好意思地告訴她《愛妻》剛出版了，她大方地叫我送一本給她。我偷偷捏了一把汗。
我幹這種剽竊行為，已經不是第一次。從二十六年前開始學寫小說，我已經露出了小偷的本性，其中一個最早的短篇叫做〈名字的玫瑰〉，取自艾柯的名作《玫瑰的名字》。後來賊心不減，變本加厲。V城四部曲中的《夢華錄》，取自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博物誌》取自晉朝張華《博物誌》；長篇小說《體育時期》脫胎自椎名林檎的專輯《發育地位》；《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取自明朝宋應星的實用科技論著《天工開物》；《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取自霍金《時間簡史》；《學習年代》取自歌德《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鍾玲玲《玫瑰念珠》也有「學習年代」一章）；《心》取自夏目漱石《心》；《神》取自陶淵明〈形影神三首〉；還有那個一直寫不出來的多部曲續篇《物種源始》，出處當然就是達爾文。這次的《愛妻》不只是偷，簡直是明搶。（湊巧的是，《愛妻》又名《浮生》，竟跟鍾玲玲的舊作重印《浮生不斷記》撞名。我的剽竊罪真是水洗不清了。）
列出了上面的這個清單，自己也有點吃驚，深覺已經劣迹斑斑。問自己為什麼會如此死性不改，我也答不出來。是覺得好玩嗎？還是欠缺創意？我沒有深究。總之，一想到寫小說，別人用過的題目便冒出來了。（哎呀，想起來，連我兒子的名字，都是來自也斯的散文集《新果自然來》的呢！）我真可以算是香港文壇的抄襲大師了。有這樣的作為，還沾沾自喜地細數罪證，肯定是令人討厭的。期望坦白從寬也實在是有點過分。
我不但偷書名，還偷內容和概念。就說最近這本《愛妻》吧，跟鍾曉陽的《愛妻》有直接關係。要說創作緣起，應是很多年前新婚的日子，和妻子聊起她自學生時代便非常崇拜的鍾曉陽。我當時對鍾曉陽的小說不甚了了，但卻故意跟妻子唱反調，說了一些不以為然的話。雖然夫妻關係未至於因為文學品味的分歧而出現危機，但價值觀的差異確實也造成了震撼。事後我偷偷從妻子的書架上，逐一拿取鍾曉陽的小說來細讀，讀到《愛妻》情緒便激動起來。這件事我這麼多年也沒有跟妻子提過。到了去年，卻發現它已悄悄長成了一個小說的概念。
〈愛妻〉原本是鍾曉陽在八十年代於《明報周刊》上連載的中篇，當時有劉掬色為小說作插畫。在早前的《遺恨》新書對談會後，劉掬色跟鍾曉陽相認，細訴當年通過作品的邂逅，道出了兩位創作者三十多年前的因緣。《愛妻》一書於一九八六年由台灣洪範書店出版。我的《愛妻》當中，有直接談到鍾曉陽的書，而我的故事，可以說是脫胎自鍾曉陽的故事。小說中的妻子是一位小說家，文風、閱讀品味和學習背景都跟鍾曉陽有點相似，並因此被稱為「新鍾曉陽」或「小曉陽」。整部小說也充滿着關於鍾曉陽的指涉，正面點說是「借用」或「重寫」，難聽點說就是「剽竊」或「騎劫」了。不過，在我的心底裏，其實是想藉此向她致意的。萬望鍾氏書迷不會認為是惡意的褻瀆或玷污吧。
鍾曉陽的《遺恨》和我的《愛妻》出版時間相近。我讀了《遺恨》，竟感到跟《愛妻》有某種呼應。其一是關於「通俗文類」或者「類型小說」的問題。鍾曉陽寫作《遺恨傳奇》之時，便立意要寫一本「非文學」的通俗小說，大概是近似乎懸疑小說和偵探小說之間的形式，再加上「爭產劇」的元素，行文務求去除文藝腔調。到了重寫版《遺恨》，此心不變，且更落力滿足類型小說的要求，頗有點「財經小說」的味道。所以她才再三強調說：《遺恨》是通俗小說，不是文學作品。
我遠遠未去到這個程度，但是心裏也有傾向於類型小說的興趣。其實此前的《心》已經有類似的意念，想借用「鬼古」的形式，寫一個現代版《聊齋誌異》，也即是那種狐仙和書生的詭異故事。到了去年的《神》，我想把它聯繫上色情小說，裏面也真的有個色情小說家，和一些奇情香豔的場面。來到《愛妻》的時候，本來是想模仿「愛情小說」這個類型（說到底也是借鑑於鍾曉陽嘛），但寫着寫着卻竟然變成了「科幻小說」。科幻版《愛妻》聽來好像有點不倫不類，箇中情形我就不詳細說明了，有興趣的讀者請親自去探個究竟。
說到通俗類型小說，我不及鍾曉陽徹底，勇於拋開包袱去嘗試，只是猶抱琵琶半掩面地勾起這方面的聯想而已。事實上，鍾曉陽從一開始，縱使風格極其文藝，文字極其精美，便已被定位為雅俗共賞的作家。而我卻一直是個冥頑不靈的「嚴肅文學」樣板，專門寫些詰屈聱牙，深奧難解的東西。這樣的一個「雅賊」，現在來靠攏類型小說，來沾鍾曉陽的光，看起來甚似心懷不軌。難得的是曉陽不和我計較，不嫌棄我這些小動作。只希望她有機會讀到《愛妻》之後，不會覺得自己的心血被人改頭換面，成了個「科學怪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