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期待已久」的作品，謝曉虹的《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真的可以說是當之無愧。距離她二〇〇一年以〈旅行之家〉拿到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二〇〇三年出版首本個人作品集《好黑》，差一點點就是二十年了。雖然她在期間並不是沒有寫東西，例如二〇一二年和韓麗珠合寫了《雙城辭典》，但是以個人具一定分量的作品來說，似乎真的是睽違多年了。所以，看到她的新書出來，而且還是她首部長篇小說，感覺是謝曉虹終於回來了。
十九年前的〈旅行之家〉是一篇令人驚奇的作品，裏面充滿着各種超乎童趣而近乎惡作劇的稱謂。有一個城市叫做「巴巴齊」，那裏的公共汽車叫做「巴車」。一家人歡天喜地地出門旅行，吃着「蛇肉棒棒」，觀賞着沙塵滾滾的風景，怎料卻在半路遇上了「皮皮黨」。更沒料到的是父親竟然立即拋下家人，加入了賊匪的隊伍。後來母親加入了「流淚表演團」，姊姊則去了選美，盼望變成蝴蝶，結果卻變成了飛蛾。最後，連祖母也離去了，只剩下叙事者（一個天真無比的少年），騎着單車漫無目的地在巴巴齊的街道上繞行（咦？為什麼還在巴巴齊？他們不是去到遠方旅行的嗎？）。把那樣的風格稱為黑色幽默，似乎是個太懶惰的解釋了。
十九年過去，翻開謝曉虹的新作，我們立即碰上叫做「鷹頭貓」的人物，和稱為「陌根地」的城市，第一個感覺是作者在重施故技。毋須多作猜想，讀者已知道她寫的明明是香港，但所有地名都置換了。就算有些地點的方位跟現實稍有不同，但事實欲蓋彌彰。跟完全童話化的〈旅行之家〉最不同的是，在極度遊戲性的虛構的同時，新作裏也置入了毫無疑問指向現實的政治和社會事件。雨傘運動後的新世代抗爭，雖然作了虛構處理，但現實所指還是可圈可點。誇張的虛構手法和不加掩飾的現實細節並置，形成了難以消解的異質性，而作者似乎也無意加以調和。現實就如無法迴避的尖刀一樣，插進夢幻童話裏。
謝曉虹筆下的夢幻童話，當然不是天真無邪、溫暖善良的那一種。她的童話是充滿嘲弄、諷刺和滑稽的。「陌根地」的童話，不但比「巴巴齊」的童話更充分地開展，而且更精準地和現實形成鏡像。最重要的角色落在毫不討好的中年男性教授Q身上。此君幾乎沒有任何足以令人同情之處。他對學術和教學全無熱情（或者他的熱情被制度所消磨了），對妻子只剩下形式的關係（當然妻子本身便是個講求秩序，過度克制慾望的人），對世界毫無興趣和關注，只管秘密地沉溺於不可告人的癖好中。他的癖好是收集帶有色情玩賞意味的女性玩偶，但在現實中他卻沒有勇氣和能力把情慾付諸行動。來到年過半百的人生關口，在「老朋友」鷹頭貓的慫恿下，Q終於不顧一切地搞了一次婚外情，但他的對象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女人，而是一個仿真的音樂箱人偶。
男人愛上女人偶的故事，從古希臘神話中的Pygmalion已經出現。雕塑家愛上了自己親手打造的女性雕像，向天神祈求賦予它真實的生命，而且得償所願。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隨着技術進步，機械人偶的製作大行其道，仿真程度令人嘆為觀止，相關的故事也應運而生。最著名的是德國作家E. T. A. Hoffmann的短篇〈沙人〉。年輕男子Nathanael愛上了鄰居科學家的女兒Olimpia，卻不知道她原來是個機械人偶。真假不分的錯戀令青年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精神狂亂，最終自殺收場。
Q教授癡戀音樂箱女孩的故事也許沒有十足原創性，但背後承接的文學傳統卻深具意義。它關乎到男性的慾望和權力意志，是如何扭曲自身與現實的關係。他既是掌權者、操控者和擺佈者，但也同時是自欺欺人的受害者，最後無可避免地自取其辱。讀者彷彿可以站在一旁取笑他，看着他如何走向自毀的結局，但是Q教授其實不是別人，而是甘心臣服於制度的每一個人。他的錯誤不在偷情，甚至不在愛上了一個玩偶，而在於以為愛等於擁有和控制。他的罪不在於幻想，而在於他的幻想重複了他所逃避（而沒有反抗）的制度的結構。所以，他雖然有越軌的行為（婚外情和在荒島上進行秘密活動），但他只要服從權威，重回正軌，便得到警方、校方和妻子的寬恕。相反，就算音樂箱女孩奇妙地得到了自我意識，她成為人的妄想也只會把她引向悲慘的結局，因為這樣的越軌不能容忍。
謝曉虹不只一次強調，寫作需要距離。可是，寫作也不能脫離現實。保持距離和關注現實成為了最大的弔詭。我有機會看過《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的初稿。那是去年五月的版本。它和最終版的差別頗大，一條和Q教授的癡戀平行發展的故事線幾乎完全刪去了。這部分遭到作者丟棄，肯定有它的理由，我也不會在這裏披露內容。唯一可以說的是，這個大刀闊斧的刪減見證了作者強調的距離。刪除的部分太貼近現實了，幾乎危害到小說的虛構性，也即是「陌根地」存在的必要性。我們都知道陌根地是香港的隱喻，但是「陌根地」和「香港」始終是不同的。當我們讀到的只是「香港」，而不是「陌根地」，小說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所以，我覺得謝曉虹的決定是正確的。守護虛構，就是守護想像的自由。在小說中，Q教授失敗了，音樂箱女孩也失敗了，但小說本身有沒有成功呢？這是每一個寫小說的人也必須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