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我應溫哥華卑詩大學「共研香江」計劃負責人單國鉞的邀請，去那邊做了兩場演講。我和單是舊同學，他高中赴美升學之後，一直沒有聯絡，只間接聽說他由理科轉念中國歷史。三十幾年沒見，因為香港文學的因緣，竟又在生命中重遇。一個月後，老同學回港開會，輪到我做東道主，帶他走訪一些從事香港文學研究和推廣的單位。
首要的去處，當然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特藏室。我太太黃念欣現正擔任中大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便約好了由她親自介紹相關的館藏。單兄早就利用中心的網上資源，瀏覽過香港文學最早期刊之一《鐵馬》的內容。（《鐵馬》出版於一九二九年，只辦了一期，由張吻冰主編，作者包括侶倫、謝晨光等香港現代文學的開創者。）他特別想一睹那傳說中的小思香港文學資料卡抽屜櫃。
恰巧當天早上，盧瑋鑾老師約了侶倫的兒子李兆輝先生（侶倫原名李霖），到圖書館捐贈他父親遺留下來的一份《窮巷》劇本手稿，以及五十年代末於《大公報》上連載的小說《欲曙天》的剪報。我和老同學適逢其會，見證了這個極為難得的歷史時刻。《窮巷》是侶倫的長篇小說名作，於一九四八年開筆，一九五二年完成並出版。此書在香港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已是公論。研究者都知道，侶倫在戰前和戰後曾從事電影編劇，但卻從沒有人聽說過他把自己的小說改編成劇本。這個發現，連香港文學專家中的專家盧老師也感到非常驚訝。盧老師憶述八十年代跟侶倫作訪談的時候，曾問起他參與電影工作的事情，當時老作家臉色一沉，不願多談，彷彿有過什麼不愉快的經歷。
此番《窮巷》劇本再見天日，過程其實充滿偶然。盧老師跟李兆輝先生本來並不認識。有一次在街上有人跟她打招呼，自我介紹為侶倫的兒子，她甚感愕然，但當下並沒有深談。之後保持電話聯絡，直至有一天，對方來電說，手上有父親的手稿。原來這份手稿是李先生整理舊居時找到的。李先生並非文學中人，於是把手稿交給藏書家許定銘先生評鑑。許先生一看就知道這是珍貴材料，價值肯定不菲，但他並沒有據為己有，也不建議李先生把它賣出，而是把它捐贈給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特藏。這段來由和一些文稿特徵的觀察，許先生在今年三月的三篇文章裏已有詳細分享。
當天在香港文學特藏室，我們一行人圍着這份盧老師形容為「未打開都已經手震」的稿件，深深感受到歷史的重量。劇本以清晰整齊的字迹寫在原稿紙上，稿紙對摺，釘裝成厚厚的書冊。雞皮紙封面有作者親自以美術字體寫上的《窮巷》兩個大字，內頁有另一個叫做《人間何世》的題目，應是擬想中的電影片名。作為劇本，對白以廣東話寫成。另有標記「劇本完成於一九四八．五月十日晚」。據許定銘先生的文章，劇本內容和小說相似度極高，但小說文本卻是由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之間斷斷續續寫成。所以，在次序上應該是先完成了劇本，然後才逐步寫成小說的。我們可以把劇本理解為小說的大綱或初稿。劇本中夾附一張李鐵導演的私人稿紙，上面列出了人物名稱和簡介，顯然是拍攝前的預備工夫。可惜電影最終沒有拍成，而箇中原因恐怕已經無從稽考了。
為了招待捐贈者李兆輝先生，香港文學特藏室展出了幾種和侶倫有關的藏品，包括他年輕時發表作品的文學雜誌《伴侶》、《鐵馬》和《島上》，以及個人作品單行本《永久之歌》和《無盡的愛》等。侶倫一九一一年於香港出生，在二零年代末只有十七、八歲，便已經成為香港文學草創期的中堅作家。同時期亦有作品發表於上海的文學雜誌，並且結交了上海的現代派代表作家葉靈鳳。據侶倫在散文中憶述，年輕時的一羣文學友人，過着的是貧窮但卻充滿着藝術夢想的波希米亞生活。舊照片中的他總是穿著整齊的西裝，打扮風度翩翩，神情卻甚為嚴肅。就像我們讀他的早期小說，寫的都是男女愛欲心理，甚至有許多大膽輕佻的地方，但他的為人其實甚為樸實、木訥和內斂。
侶倫的香港文學草創者形象，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不去。在文學史上，他明明是最具代表性的本地作家之一，但是，我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本土」的標籤貼在他的身上。當年的文學青年肯定還未有創建「香港文學」的意圖。他們所為之奮發的，是「在香港的中國現代文學」。他們以內地現代文學為師，特別是追隨文化氣質相近的上海現代派的足迹，並且試圖以投稿和直接聯繫，把「從香港來的文學」帶到內地。由是我們明白到，在歷史的因緣和傳承之中，同時存在時代的變化和差異。把今天的觀念強加於過去，無疑是一個歷史學上的時代錯置（anachronism）。香港文學的源頭，未必是香港的本土性。
然而，魂兮歸來，因緣非但不能斬斷，反而是我們必須去確認，去珍惜的事情。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小思、黃繼持等香港文學研究者籌辦了「侶倫作品座談會」，把久被遺忘的老作家重新推到台前。幾經邀請，侶倫終於答應出席。前一天深夜，侶倫心臟病發作，第二天辭世。據盧老師所說，很可能是受到過度刺激所致。為此她深感自責。三十年後，親手接收《窮巷》劇本手稿，加以妥善保存，以貽後世，她感慨地說：我欠侶倫先生的，終於可以償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