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出自唐君毅先生《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的《原命上：先秦天命思想之發展》。當中談到孔子說的「君子畏天命」和「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表面看來好像表示，在命運或天命面前，人是無能為力的，只有低頭和順從。說得不好聽就是「認命」了。我們不禁要問：在形勢比人強或者時不我與的情況下，難道就只能無奈認輸嗎？但是，死不認輸而陷入怨憤愁苦又是仁人志士的所為嗎？唐先生是這樣解釋所謂「命」的意思的：

「蓋志士仁人之求行道，至艱難困厄之境，死生呼吸之際，而終不枉尺直尋，亦終不怨天尤人，則其全幅精神，即皆在自成其志，自求其仁。此時一切外在之艱難困厄之境，死生呼吸之事，亦皆所以激勵其精神，以使之歷萬難而無悔者；而其全幅精神，唯見義之所在，未嘗怨天尤人之德行，亦即無異於上天之玉成。在此志士仁人之心情中，將不覺此志此仁為其所私有，而其所自以有之來源，將不特在於己，亦在於天。於是其自求其仁、自求其志之事，凡彼之所以自期而自命者，亦即其外之境遇之全體或天之全體所以命之者。其精神之依『義』而奮發不可已，亦即天所命之『義』，日益昭露流行於其心者之不可已。此處義之所在如是如是，亦天命之如是如是。義無可逃，即命無可逃，而義命皆無絲毫之不善，亦更不當有義命之別可言。人於此更自覺其精神之依『義』而奮發之不可已，或天命之流行昭露不可已，其源頭若無盡而無窮，則敬畏之感生。此敬畏是敬畏天命，即敬畏其志其仁。」

唐先生把儒者敬畏的命，稱為「義命」，即命和義合一。任何的命遇，在仁人志士的眼中，都是盡義的時機。所以他說：「人而真欲為君子，欲為志士仁人，則其行義達道之事，與其所遇者，乃全幅是義，全幅是命。」於是「外境之於我，實無順逆之分」。身處逆境之時，就算心中不免有所慨嘆，但卻沒有絲毫怨憤或沮喪。那既不是盲目的人定勝天的英雄主義，也不是消極的逆來順受的宿命主義。畏天命不是人的自貶自卑，而是自尊和義氣的自我提升。

同時代的戰後新儒家學者牟宗三先生，在《心體與性體》論宋儒程明道的章節中，談到「盡性知命」的問題的時候，也提到「義命」的說法：

「盡性之所命（義理當然之所命）而不為吉凶禍福所搖動，一切遭際皆順受之而不違義以躲閃，此即莊子所謂『安之若命』之命，亦即孟子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之命，此是消極意義的負面之命。正面之命是內部性體之所命，此是命令之命。依此命而言『分』。即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之分，此是吾人之大分，亦曰本分。負面之命是從個體生命與客觀氣化（宇宙的或歷史的）間之距離與參差而見，此是自外而來之限制，此是屬於幸福原則者，依此命而言『限』。屬分者曰『義命』，屬限者曰『福命』。如果福命之限亦有分義，則此『分』是就吉凶禍福、死生壽夭言，是氣之凝聚與遭際之一定，是屬於氣之分。如果義命之分亦有限義，則此限是就行為之義不義言，是性體之命所給於吾人之定向，吾人必須盡而至之，乃責無旁貸者，此是屬於理之限。」

一切人事的確會受到許多自己無法把握和控制的因素影響。這是禍福吉凶的層次的問題，稱之為「福命」。無論是由於偶然隨機，還是極端複雜的因果關係的使然，福命也是人的意志所無法左右或改變的。可是，與此同時，人的一生也同時為「義命」所繫。義命屬於生而為人的本分，也即是應做當做之事。在這後一層來說，則無論福命如何，也是一如以往終生不改的責任。對牟先生來說，儒者無所謂樂觀或悲觀。順境時是這樣奮發，逆境時同樣是這樣奮發。不懷非分之想和僥倖之心，但求盡己之性之義。這可以說是超越一般所謂樂觀的更高一層的「樂天知命」。

牟先生和唐先生可謂志同道合，在二戰後的亂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流落和飄零之中，獻身於儒家思想的整理和重建。對於文化的陷落和道統的失傳，兩位心裏一定感到痛楚和悲憤。所以每在論學中觸及「命」的問題，便會勾起強烈的感懷，並嘗試以思理的方式，去為自己置身其中的困境尋求更完善的解答，以確認自身的志向。這些都是兩位學者在嚴謹的論述中真情流露的地方。而其中又以唐君毅先生特別容易動情以至於激昂，而牟宗三先生則較為內斂和節制。（牟先生行文動情之時多以短語出之，不似唐先生動輒洋洋灑灑。）吾生也晚，無緣親睹兩位先生的風采，便唯有在紙本上的文辭之間體會他們的理性與感情了。

我既不是哲學中人，也不是儒家後學，對前人的學說所知甚為淺陋。只是在此時此勢，在偶然的命遇之由下，讀到了兩位先生的書，並在隻言片語之中感受到，前人的智慧和經驗，對當下的我們不但不無啟發，更可以說是開給我們一份艱難但卻必修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