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在靜靜地讀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已經是讀第二次了，但還是讀得很慢，因為需要細心思考。我不知道，在同一時間，在下午三點左右，在我家對面的屋邨，一名少女跳樓自殺。她在樓梯間的牆上留下字句，表達了「反送中」的訴求，但她也感到絕望了。她二十一歲，姓盧，是教育大學的學生，本來很可能會成為老師。我完全沒有察覺這件事，沒有聽到救護車的警報聲，沒有騷動。很可能因為是有點距離，而且方位不對。於是我繼續看康德，不時抬頭望望窗外明媚的陽光。間中有陰雲飄過，下一陣小雨。當天晚上，我參加完一個活動之後，聽到了她的消息。
第二天，我到對面的屋邨去憑弔盧同學。人們設置了祭壇，點上香燭，一邊在地上放滿了白色的鮮花，另一邊在紙箱中插滿了白色的紙花。有很多人在悼念，有人在流淚。那是我不時會經過的通道，一個普通的生活場景，忽然卻變成了靈堂，除了悲傷，感覺極度虛幻。我在臉書上貼了希望年輕人不要輕生的話之後，收到盧同學的朋友來信，分享了對這件事情的感受。她的形象、她的身影便變得實在。很可惜，她已經不在了。
我一直在想，最近的事情，跟康德有甚麼關係呢？在這時候讀康德，應該是純粹巧合吧。書本的世界，跟現實的世界，距離是那麼的遙遠。而康德的思辨，除了對哲學家有深遠意義，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有何適切性呢？也許哲學家可以更完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我只是想了解，理念和個人生活的關係。於是我也看了康德的傳記，了解他在哲學家之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我不單想知道他的生平、為人津津樂道的逸事，或者常常被引為笑柄的古板生活慣習（事實上當中有許多簡化和偏見），我還想知道在他的思維世界和身處的現實世界之間，有甚麼切合的地方，又有甚麼縫隙。
上次我提過，康德根據自己提出的、建基於道德論上的法理觀，說明無論一個憲政有何局限或施政上的錯失，法律本身也不能包含容許不服從甚至推翻政權的權利，否則就會產生矛盾。那麼，如果要推動變革的話，有甚麼方法呢？康德主張通過議會內部的改革，以及言論自由，即批判政府的自由。這套想法是相當明瞭易懂的。可是，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康德卻表現得非常熱衷，好像看到了社會變革的契機。很可惜的是，基於當時普魯士的高壓政治氣氛，康德沒有公開談論法國大革命，也沒有留下他對革命和法理思想之間的衝突的看法。
對於上面的問題，我並不認為自己已經想通了答案。在香港近來的抗爭行動中，我希望了解參與者的看法和感受。也即是說，我希望把他們作為個人來看待，或者用康德的說法，作為「目的」來看待。按照康德的法理觀點，在爭取政治目標的過程中，不能做出違法的事情。這近似於本土政治中稱為「和理非」的觀點。這個觀點講求邏輯上的一致性，即不能採取「違法達義」的手段。延續這套邏輯，美國立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是不合法的。但康德應該會承認，這兩場革命對人類整體邁向更自由、公平和開明的政治制度有無可置疑的歷史意義。
這個兩難，可以用康德的二律背反（antimony）表述。從任何一方去證明，都有它的道理，既可以是「二者皆是」，同時又可以是「二者皆非」。不過我沒有本領代康德用他的 “dialectic”去加以破解。如有這方面的高人，請給我指點。行為的法理判斷，往往相當明顯，但行為的政治判斷，卻可以千差萬別。歷史上的正統政權，大部分都是通過非法的手段建立的，這是人類社會中最令人耐人尋味的事情。我不想由此得出以力服人、勝者為王的觀點。我依然相信「理」的作用，和「力」與「理」的抗衡。
在盧同學的悲劇後，我呼籲年輕人珍惜生命，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以溫柔慈悲的態度，去應對當前的局面。我不希望發生危險事件，傷害到他們的身心。但當他們選擇了激烈的行為，我們也必須依然把每一位當作一個獨立的、有理念的（但也有情緒的）個體去看待，而不是簡單地把他們歸為一群暴徒。從法、理、情三方面去理解人的行動，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結論。每個結論都可能有它的合理性，但都不能概括一個人的一切。這可能就是柄谷行人說的「移動的視覺」，或者康德所說的「擴大的理解」吧。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小說家要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