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賦予我主題》是大江健三郎一九九五年做的一場演講的題目。這年他六十歲。之前一年，即一九九四年，他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是繼川端康成之後第二位獲此獎項的日本作家。《時代賦予我主題》是一篇重要的演講稿，它總結了大江戰後數十年文學創作的精神。
在演講的開頭，大江談到了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像奧克塔比奧．帕斯、沃爾．索因卡、托妮．莫里森等，是如何在身處的時代中承受了痛苦，再而把痛苦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他特別提及南非作家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對他的啟發。戈迪默有一個想法深得大江的認同─「不是作家選擇了主題，而是主題選擇了作家。」
大江健三郎在二戰期間於四國森林的鄉村渡過了他的童年。戰後受到民主主義的鼓舞，他決心前往東京求學，進入東京大學師從渡邊一夫學習法國文學。大學時期以「學生作家」的身份登上文壇，之後便一直從事文學創作。年輕的他以為是自己選擇主題，後來卻漸漸領悟，作家身處特定的時代，最值得寫、最不得不寫的主題，自然都是時代決定的。當然，對待時代的態度千差萬別，大江受到戰後西方文學的薰陶，強烈意識到作家對世界的責任，並以寫作介入時代。用英語表達是commitment，用法語則是engagement。就這一點來說，他和表現日本傳統之美的前輩川端康成，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總結自身的文學主題，大江將之歸納為三個項目：第一，是戰後的解放感，即是對民主主義的追求。除了在創作中反省歷史和批判右翼軍國主義，在現實中大江也是戰後和平憲法的堅決守護者，一直參與抵抗右翼政客試圖修改憲法第九條的舉措（也即日本不能擁有軍隊和發動戰爭的條款）。第二，是核武器造成的傷害。他在五十年代採訪廣島之後，開始意識到核能對人類的嚴重禍害，以及核武器的極端不人道。核災難是冷戰時代的主要威脅，也是大江小說的主軸。第三，是先天殘疾的長子大江光的出生。這看似只屬個人問題，而非時代問題。但是，大江把個人體驗提升到時代的高度和寬度。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人與他者共生的問題。某程度上，大江代表了所有處於弱勢，受到誤解、排斥和壓抑的少數。作家的責任，是嘗試去理解少數者，並站在少數者的立場來思考。
在同一場演講中，大江也宣告自己將要停止寫作。當時他認為，自己對上述幾個主題都已經有了充分的表達，把自己一生的故事也說完了，是時候圓滿地劃上句號。可是，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還是接續一本又一本地寫出新作。往後的《換取的孩子》、《憂容童子》、《別了，我的書》、《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顫慄早逝去》，以及《水死》，全都證明大江的創造力一點也沒有減弱，反而老而彌堅。他是罕有地沒有受諾獎「死亡之吻」的影響，還可以不斷再創高峰的作家。雖然一再對「封筆」的宣言反悔，情況有點尷尬，但對讀者來說肯定是最想見到的結果。
之前我們談過夏目漱石在《文學論》中提出的意識的焦點和波動的看法。漱石認為，一個時代的集體意識的波，就是時代精神。但是，大部分人只是流俗地隨着時代精神前進，小部分人則具有先見之明，可以帶領潮流。至於更少數的天才，因為意識太超前於時代，所以往往不為同代人所理解和容忍。那是不是意味着，天才都是預言家，他們所寫的都是關於未來的事情？看來也不是這樣的。
如果融合大江的看法，天才其實也不能完全超越自身的時代。他們都是時代的產物。但是，他們不是被動的產物，不是漱石說的單純的模仿者。他們既生於時代，但又具有異於時代，甚至是反抗時代的精神特質。在天才的異質和反抗來說，我相信夏目漱石和大江健三郎是一致的。只不過，自覺的反抗者成為像大江一樣的committed和engaged的作家，不自覺的反抗者則成為了漱石筆下的被時代驅逐和消滅的瘋子。漱石所謂的「超前的意識」，不外乎就是在當下不認同主流、不服從大多數的權威的異質和異見。這種「異」不是守舊的異，而是前衞的異。它之所以前衞，是因為看穿了時代的危機，而提前預視到危機的後果。所以，它同時是未來的、當下的和歷史的。
大江在演講的尾聲，談到威爾士詩人R.S.
托馬斯的作品對自己產生的震撼，轉述了托馬斯引述法國思想家瑟南古的名言：「也許人類終究是要滅絕的，也許留下的只是虛無，但它不也得在抵抗中滅絕嗎？讓我們說，那是不對的！」也許在每一個時代都是這樣—沒有危機意識的模仿者維護權威，但求安穩；識時務的能才洞悉先機，贏盡名利；只有勇於面對滅絕和虛無的「天才」，也即是時代的「畸形兒」，才會不顧一切地大聲說「不」，並且頑強地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