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大江談到明治時期俳句詩人正岡子規的患病經歷。子規因為肺結核而長期臥床，終年三十四歲。在他的最後日記《仰臥漫錄》中，有關於照顧他的妹妹的批評—健全者就算慷慨負起照顧殘疾者的責任，但如果疏於體諒對方，依然會造成病人的痛苦。當然，子規自己也是個有脾氣的病人，（但誰生病不會脾氣變差？）所以也不能完全怪責妹妹，但這的確是一記提醒——幫助者不要忘記同情受助者的處境。

子規在日記裏用上了「同情」一詞，當然不是由上而下的憐憫的意思。大江接着更精確地發揮說：「我認為子規所說的『同情』一詞的含義，是指以自身的主動的心態去積極地猜測對方內心的這樣的一種力量。這樣一來，子規的『同情』，很接近像我這樣的在文學領域中工作的人最注重的『想像力』。若將這『想像力』重新與看護工作相對照的話，就會想起盧梭在《愛彌兒》中講述的有關教育的話：『只有一個人的想像力才能使我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大江的詮釋擴展了我們對想像力的理解。當我們說一部作品很有想像力，通常是指構思天馬行空，令人嘆為觀止。科幻、奇幻、神怪、武俠等類型，最容易贏得想像力豐富的美譽。很少人會覺得，寫實文學或者描寫日常生活的作品，是需要想像力的。人們會認為，這類作品只需觀察力和描繪力，無需多加想像，就好像舉起一面鏡子一樣，把事情如實地反映出來就可以。但大江對想像力的概念，很明顯也包含後者。就好像他以患有智力障礙的兒子為題材，雖然是身邊至為熟悉的親人，又是最日常不過的內容，但也需要高度的想像力，才能設想對方的處境。

大江的說法不但跟創作者有關，對讀者也同樣重要，因為他說出了文學的本質。通過文學，我們想像他人；通過想像他人，我們同情他人的感受。也可以反過來說，我們通過培養同情的能力，去增強我們的想像力。這是一個文學信念，也是文學的存在價值。文學創作和閱讀，對於擴大和深化人的同情或想像的能力，同樣重要。

不過，這個信念必然會遇到局限或障礙。我們不能無限誇大文學或藝術的感染力。在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不受文學或藝術感染的。有些自稱愛好藝術的人，很可能對藝術有很豐富的知識，但他們所好的只是名家的技法、名作的光環，甚至是等而下之的金錢價值。對於藝術的想像和同情的本質，他們是一點感覺也沒有的。另外，也有很多人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對藝術沒有興趣。而這類人佔大多數。樂觀地說，我們希望這些人只是因為缺乏接觸和欣賞藝術的機會，而產生這樣的冷漠。這個狀況可以通過教育去改善。但是，我恐怕在人類之中，擁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想像力的人，始終是少數。

究竟同情心和想像力是人生而有之的本性，還是後天或環境影響的結果，是個爭議不斷的哲學問題。一個人亦可以對某些人有同情心，而對另一些沒有。這種情況在立場嚴重分歧的情況下最為明顯，甚至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同情」，兩者的想像空間也因此受到了限定和約束。在極端的情況下，對己方的同情會演變成對他方的仇恨。

借用大江健三郎的定義，我們可以反向地解釋，所謂「仇恨」，就是「以主動的心態積極地拒絕理解對方內心的一種力量」。仇恨會產生負面的想像力，即不斷想像對方的惡。這種想像力當然和前面所說的想像力不同。它沒有促成同情和諒解，反而造成分歧和對立。所以，正確來說應該稱為妄想力。

這並不是說，最終我們必須把公義和是非相對化。也不是天真地以為，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惡。（相反，絕對的善則比較罕有，很可能只有聖人可以做到。）這只能說明，同情和對錯沒有完全對等的關係，但同情對善惡有差別之分。惡比善更難理解，也更難同情，甚至有不可能同情的情況。但對待惡，我們要避免陷入仇恨，因為仇恨是孕育惡的溫床。

回到文學的問題，就算作家不是聖人，他寫作的時候，也必須盡力摒棄仇恨，堅持對任何人物寄予同情（但不必是認同），縱使這是艱難的，甚至是痛苦的。如果有不能這樣做的對象，就不要去寫他。文學不是法庭，我們有權批判，但我們無權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