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談到夏目漱石在《文學論》中，以（F+f）的公式歸納文學的內容，也即是以意識的焦點F，配以相應的情緒f。而這個（F+f）在時間上是呈波浪形推移的。每一波在冒起之初，都是處於低位，此時對某事的印象十分模糊。隨着意識的增強，波慢慢升高，直至去到頂端的焦點，也即是處於意識的中央。之後，波又會隨着意識的減弱，而慢慢下降。另一波新的意識又再冒起。
不用說，這種波的交替可以是相同意識的重複，以加深持續的印象，但也可以是不同意識的更替，即新的內容取代舊的內容。漱石認為，這種意識波的推移，可以是一個瞬間的事情，但也可以是一小時、一天、一個月、一年、幾十年，甚至一生。從集體的角度觀之，則是一個時代。所以，當某些思潮成為了時代的集體意識的主波，我們會把它稱為「時代精神」。
漱石又補充說，意識或精神以波動的方式推移，並不意味着「進步」。科學技術或社會制度是會進步的，但文學、藝術和文化是不同的時代精神的體現，並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也就沒有進步或退步可言。就好像西方文學由古典主義轉而為浪漫主義，再出現寫實主義與之爭雄，並不是因為後者比較進步和優良，而是由於集體意識的變化而已。
夏目漱石把集體意識分為三類，以說明在推波助瀾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不同效用。第一類是「模擬的意識」：指的是自己的意識的焦點容易被他人所支配。這類人在行為、思想、主張等方面都模仿他人。互相模仿是社會維持一致性和穩定性的基本條件，本身並沒有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一點也不模仿他人的人。這樣的人老早便沒法正常成長而被社會淘汰。模仿消除了社會的差別，善於模仿的人也減少了生存風險，活得比較安全。所以，社會上極大部分人也是模仿者。可是，模仿者也因為缺乏創造力和領導力，而淪為了平庸的大多數。
第二種是「能才的意識」：能才在社會上，是意識焦點比別人更早地推移的人。當大部分人的意識還是處於F，能才便已經預視到社會的發展方向，意識焦點提早到達了F1，並採取了相應的行動，成為潮流帶領者，以及大眾所跟從和模仿的對象。這種洞悉先機或捷足先登的人，在社會上是少數。他們因為懂得審時度勢、見機行事，所以大都成為領袖人物和成功者。不過，他們最大的特點，也不過是意識的波動快人一步而已，並不算是革命性或創造性的人物。
與能才相比，第三種「天才的意識」更為罕有，在性質上也與前兩種不同。就意識的F來說，天才不僅能預想到F1，甚至能一下子跳到F2、F3，甚至F4。所以，就其F的與眾不同、驚世駭俗而言，天才不但不能得到俗眾的讚賞，甚至因為與時代風尚的相背，而為社會所不容。天才的意識所跳往的Fn，也不是F一定會邁向的目標，很可能甚至會不能實現。所以天才不像能才一樣，只是走得比較快，而是走出完全不可預期的路來。天才的意識是創造性的意識。因為此意識不能為大眾所理解，所以天才之中罕有在當世獲得認可和成功者，而十中八九會在默默無聞中死滅。
可以想像，屬於天才類型的，主要是藝術家和專家學者。漱石對天才有非常尖銳而生動的形容：「他們膠着於狹隘而深奧、綿密而周到的知識與情緒中，對於其他的人情世事，完全不以為意，我們就可以想像這是一個畸形而且是天才式的人物了。這個人物，因為是天才的畸形兒，所以不諳世間之習慣，不從流俗之禮法，有時甚至連普遍一般的道德心也缺乏，因而難免受到社會大眾的排擠。」這大概沿襲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對於天才崇拜的理路，但是，漱石筆鋒一轉，竟不似頌讚天才而像憎恨天才。對於這類社會的「畸形兒」，他認為「應該像對狂犬那樣，撲殺之，投諸坑內，這是全社會的責任。」
「天才是最為愚頑的人。若其想法得以實現，其獨創價值為社會所承認，那麼先前的愚頑便一變而成為偉大的人格，愚頑的腦袋便赫赫發光了。然而他自己，不問其偉大還是愚頑，都不過是為自己強烈的意識所支配而付諸實現而已。故你若想阻撓天才實現自己，那就不要忠告他，不要反對他，不要嘲罵他，不要徒費這些無用之力。你可以出其不意，捕而殺之。正如你如果厭惡日蓮，便可將日蓮殺掉；若厭惡耶穌，便將耶穌釘在十字架，此乃最上策。」
當然這很明顯是反話。《文學論》的確可以看出夏目漱石有很好的英國文學根底，裏面的立論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但是，就文學理論來說，它無疑是十九世紀末歐洲文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產物，也即是已成過去、被往後的很多波新的F所取代的「時代精神」。它的學術價值就算不屬於「模仿」，也頂多是屬於對當時的日本而言的「能才」之作。唯獨是當中許多不合學術規格的流露個人感想（狂想）的地方，才完全見出漱石身為作家的「天才」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