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夏目漱石的人，未必會去看他的《文學論》。特別是一些尊崇文學感性的讀者，認為文學理論是對文藝的玷污，盡量不碰為妙，就算那是自己欣賞的作家的文學論。當然也有相反的人，終日埋首於理論，甚至舞弄理論，但卻對作品沒有興趣。後面這種人是少數，可以不理。但前面一種人在感受之餘拒絕思考，怎樣說都有點可惜，因為他們屬於多數的普通讀者。照漱石本人的看法，這種感性與理性的對立，是沒有道理也沒有必要的。
漱石書寫《文學論》的原由，是想弄清楚「文學是什麼」的問題，以及「文學如何被需要，緣何得以生存、發達和衰落」。在年輕的時候，漱石醉心於漢學，後來卻進入東京大學英文系就讀。他發現英國文學和漢文學差距極大，幾乎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於是有「被英國文學所欺騙」的感覺。畢業後往熊本任職中學英文老師，幾年後獲政府派往英國留學，初時曾試圖推卻，最終還是不情願地上路了。
在英國留學兩年，漱石的心情並不愉快，在格格不入的紳士之間，自覺「猶如一匹與狼羣為伍的尨犬，終日鬱鬱寡歡」，甚至發出了「當終生一步也不踏上英國的土地」的怨言。但是，漱石在倫敦期間非常用功，搜羅了大量書本，閉門苦讀，做了五、六吋厚的筆記。後來精神出現問題，友人向日本政府報告說漱石發狂，他便提早被召回國。回國後就任東京大學英文系教授，在往後幾年間，他把多年思索所得整理為文學講義，後又輯錄成書，成為了《文學論》這部著作。
《文學論》出版於1907年，這時漱石剛開始發表創作不久。可以說，他的文學思考總結，和他的初期文藝創作是同步進行的。很少作家是先建立理論，然後才創作的。這當然不是說後來的漱石一板一眼地按着自己提出的理論去創作。他先是一個文學研究者，然後才轉型為作家，所以出現這樣罕有的順序。漱石在創作上是個遲熟者，1905年出版首本小說《我是貓》的時候已經三十八歲。出版《文學論》的同年，他辭去了東大的教職，加入《朝日新聞》成為全職作家。之後不到十年，便因胃潰瘍去世。
《文學論》乍看好像是一本頗為枯燥的書。漱石採用了十九世紀末西歐心理學的方法，為文學的產生、構成和變化建立了類近科學性的分析架構。他把文學的原理歸納為公式（F+f）。F表示焦點印象或觀念，f則表示與F相伴隨的情緒。這個公式因此意味着認識因素的F和情緒因素的f的結合。他沒有清楚說明為何用F和f作為公式的符號。研究者推斷F表示Focus或Focal point，而f則表示feeling。由於意識是不斷流動或波動的，所以在一件事物（或一個認知對象）進入意識的初期，處於波的低處，稱為「識末」。當對此物的意識逐漸增強，也即是處於波的最高點，就成為了「焦點」，也即是F。之後，意識又逐漸減弱而往下波，再次接近低處的「識末」。另一波意識又隨之而上升，如此類推。這樣的F的升降和推進，不但存在於一個人於分秒間的意識，在可以存在於一天、一月、一年、一生，甚至是一個時代的幅度裏。在後者而言，就是所謂的時代精神的更替了。
漱石認為，這種認知上的F，當配以相應的情緒上的f，便成為文學的內容或材料。文學內容分為四類：感覺的F、人事的F、超自然的F和知識的F。當中以第一和二類為主要。基於（F+f）的不同配搭方式，或強而弱，或弱而強，或正或反，他歸納出八種基本修辭方法，包括「投出法」、「投入法」、「以物擬物」、「滑稽的聯想」、「調和法」、「對置法」、「寫實法」和「間隔法」。因為當初是用作英國文學課堂的講稿，所以漱石說明各種手法所舉的例子，大都是英國文學作品，其中以詩為主，戲劇和小說次之，全部以原文引出。（據說當時學生興趣缺缺。）讀《文學論》方知漱石對英國文學認識之深厚，見識之厲害。雖然不少見解（特別是理論內容）參考自專家學者，但他也常常流露個人獨到的看法。
不過，我覺得《文學論》最好看的地方，是漱石在一本正經的學究面具之下，不時露出的神經質氣息，以及一些拿不定是認真還是嘲弄的瘋言戲語。就好像他在自序的結尾所說：
「回國後，我依然被說成是神經衰弱兼狂人，似乎連一些親戚也都認同了上述說法。既然連親屬都表示認同，我本人也自知沒有辯解的餘地。正是因為神經衰弱與狂人，我寫出了《我是貓》，出版了《漾虛集》，《鶉籠》也得以面世。這麼一想，我堅信我應該感謝這種神經衰弱症和我的癲狂。只要我的生存狀況不發生變化，我的神經衰弱和癲狂將與生命永存。既然永遠存在，就有出版更多《我是貓》、更多《漾虛集》、更多《鶉籠》的希望。我祈求這神經衰弱與癲狂永遠伴隨我。這神經衰弱和癲狂不容置疑地驅動我進入創作狀態，不知今後是否還會有擺弄《文學論》這種有閑文字的餘裕。惟其如此，就應寫一篇文章作為我曾染指這類著作的一個紀念。即便此書沒什麼價值，但對作者而言，畢竟是給印刷廠添了麻煩。」
《文學論》的（F+f），可謂躍然紙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