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人們只把康德視為哲學家看待，忽視了他在政治理論上的貢獻。直至二十世紀下半，學者才開始確認康德在歐洲現代政治學方面的奠基位置。上次談到的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更加以康德（和馬克思）為出發點，建構自身的政治學理論，重新發現康德的當代意義。
康德並沒有任何一本著作是直接以政治為主題的，但是，從他的諸多文章中，可以清晰看到他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理論建基於他的倫理學，一切政治行為其實也是道德行為。正如柄谷曾指出，這對馬克思有深遠的影響。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公義，不可能不同時是一種道德理想和責任。康德把他的道德論稱為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和純粹理性（pure reason）區分開來。實踐理性探討的是道德的形式，而不是道德的內容。所以康德不是宣揚美德的道學家。他想確立的是道德之所以能成立的原則，而不是道德規條。
康德提出的道德原則（或形式）其實很簡單，就是他稱為「定然律令」（舊譯「絕對律令」）的檢視方法。他在《道德的形上學的基礎原理》中，反覆以不同句式演繹「定然律令」，歸結起來即為：「只有當你願意把自己的準則，同時視為普遍的準則，才能按之而行動。」或「只有把自己的行為準則，自願地當作自然的普遍法律，才能按之而行動。」我們不妨把它理解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反面說法，即「己所欲者，亦欲人同所欲而行之」。這樣說的話，如果我容許自己欺騙別人，也即是接受別人也同樣可以合法地欺騙我。這個想法的內在矛盾，令它不能成為有效的定然律令。康德認為，道德的探究就是一檢視各種個人和主觀的行為準則（maxim），以斷定它們能否成為普遍的法則（law）。由於每個人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在生活中自我檢視，慢慢建立自己的道德性格，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行為，所以它是實踐性的。
重要的是從個人和主觀的準則，過渡到法則或法律的過程。康德把這理解為一個「立法」（legislation）的過程。道德、法律和政治的基石，是個人的自由，但自由的實踐卻不等於任己所欲而為之。如何行使一己的自由，但又同時尊重他人的自由，已經成為了老生常談。康德的不同一般之處是，他所指的法律不是由外部強加的他律，而是自我通過理性和意志而施加的自律。最高度的自由的實踐，就是遵守自己給自己訂下的法律。用柄谷行人的話說，定然律令的意思不外乎是：「做一個自由的主體。」
從道德到政治的層面，康德主張的政體是共和制（republic），當中的立法權由民選的代表所行使，意味着人民是自身的立法者，但也必然是自身所立之法的遵守者。因為法律是人民自己（通過選舉代表）所制訂的，所以是人民自由意志的體現。這和道德法則上的「定然律令」的運作是一樣的。限制自由的法，是由自由的人，通過自己的意志所制定的，所以法體制的主權者（the sovereign）是人民。這一點跟被動地服從外在的律令（君王、極權者、宗教規條等）完全不同。
康德提出的另一條定然律令，也是他的政治理想國的基礎：「你的行為，永遠不可以把人性──你的人格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僅僅當作手段（means）來運用，而始終必須同時視其為目的（end）。」自己「做一個自由的主體」，也把他人視為「自由的主體」，這就是「目的的國度」（the kingdom of ends）是最高法則。把別人視為手段並沒有問題，相反，在人際關係上我們無法不視別人為手段，以及被別人視為手段。舉例說，我們坐巴士，便要把巴士司機視為我們到達目的地的手段；學生上課，便要把老師視為學習目的的手段；我們外出吃飯，餐廳廚師和服務員便是我們達至用餐的目的的手段。這種手段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常的。但是，我們不應僅僅把別人視為手段，而同時必須把他們視為目的，也即是具有獨立性格、權利和自主性的人。後者不只是道德領域的事情，也是政治領域的事情。
觀諸香港近日發生的修例事件，我們會發現，政府漠視人民的立法意志（在此事上呈現為反對「被立法」），法律變成了強加於人民的他律。人民並沒有被視為主權者和目的，他們的自由也沒有受到尊重，反而面臨被剝奪的危機。至於商界在剔除影響自身利益的條文後表態支持修例，完全違反定然律令的要求。己所不欲，施之於人；自己甩身，你死你賤。於康德而言，這肯定是敗德之極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