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衛報》報道，因為家居自我隔離的措施，在三月中的一個星期內，全國書籍銷量大幅上升。升幅最大的是居家學習類，達百分之二百，小說類則上升百分之三十五，其中文學名著銷量亦見顯著增加。似乎不少人打算趁這個突如其來的人生空隙，嘗試攻克一些「應讀而未讀的」經典，例如《戰爭與和平》或者《追憶似水年華》。相反，實用類書籍的銷售下降，意味着在疫症流行的當前，大家都選擇躲進虛構世界。

很難說這是一則好消息。如果要以一場疫症的代價，來換取人們對文學的興趣，我情願文學永遠乏人問津。不過，疫症與文學的關係，特別是與虛構小說的關係，卻是源遠流長的，甚至是根深柢固的。每當疫症來臨，日常生活停擺，人們互相隔絕，甚至生命朝不保夕，人類對故事的渴求便會自然流露出來。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現象，因為當中顯示出故事對人類的特殊作用。原因不但是逃離現實的慾望，更不是純粹打發時間，而是在故事中我們感受到生命存活的力量。創造故事就是創造生命，閱讀故事就是經歷生命，縱使這些故事是悲慘的、可怕的，或者是可笑的。

我不知道在英國或者歐洲，會不會有更多人在這期間閱讀薄伽丘的《十日談》。特別是在疫情最為嚴峻的意大利，人們還有沒有心情去重新領略他們的十四世紀先人的黑色幽默。《十日談》明明是一部疫症小說，照理應該最適合在目下的時勢重溫。在小說的開頭，薄伽丘仔細地描述了一三四八年受到黑死病打擊的佛羅倫斯的慘況。據說這場疫症奪去了這個名城的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而以當時的醫療和衞生水平，人們面對疫情根本是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一切就只能交給命運之神（Fortune）決定。

《十日談》最奇妙也最不可思議的是，除了在頭幾頁描寫疫症，它的主體其實是嬉戲玩笑。被稱為「快樂羣組」的十個佛羅倫斯貴族青年（七女三男），在疫情水深火熱之際，結伴離開飽受病毒蹂躪的市區，到位於郊外的莊園留宿（前後三處）。這些莊園華麗無比，光潔無瑕，景色優美，草木青葱，鳥語花香，完全是人間仙境。在這樣的世外桃源中，這羣無憂的青年在飲飽食足、唱歌跳舞之餘，約定每天午睡之後在園中集合，按特定的主題輪流講故事。如是者每天十個故事，十天共一百個故事，便組成了《十日談》的故事大集會的內容。

據作者薄伽丘在序言中所說，他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幫助深陷於戀愛苦惱中的女性讀者，紓解心中的鬱結，彷彿這些故事具有開解和說教作用。的而且確，《十日談》的最大主題是愛情，但薄伽丘的所謂「愛情」必然包含性愛。沒有性愛的就不算是真愛。他把這視為人的自然本性的一部分，毋須加以壓抑，相反應該給予鼓勵。當然這些性愛故事亦包括許多胡來甚至色情的成分，但那些講故事的青年們，行為卻又是那麼的正派和莊重，跟他們口中所講的故事似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對於這七女三男朝夕相對不要有什麼遐想，他們都相敬如賓，守禮自重，絕無越軌的行為。）

除了愛情和性，這些故事的另一個特點是幽默和鬧笑。在全城哀悼的時刻，這幫「快樂羣組」卻每天在說笑話互相逗樂，表面看來好像有點過分。姑勿論這是不是事實，作為小說的設置，這種比苦中作樂有以過之的行為，在中世紀歐洲的標準來說似乎全無問題。假若我今天在疫情中無視他人的痛苦，還寫些嬉嬉哈哈的東西，將來以避疫為標榜出版，很可能會招來「麻木不仁」的口誅筆伐。「笑」是西方古老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可以不理一切正經、嚴肅、悲情的考慮。

從今天的角度，這種「笑」可以非常政治不正確。薄伽丘雖然口口聲聲為女性讀者而寫，但他的故事處處流露出歧視女性，甚至是厭惡女性（misogynist）的痕迹。《十日談》的反女性主義已有很多人指出。在薄伽丘筆下，女性雖然是備受戀愛和追求的對象，但在智慧和能力方面依然低男性一等，而性情之軟弱和善變，或者是拒絕男性追求的冷酷，亦是常常受到詬病的地方。在一些故事中，女性甚至淪為男性的洩慾工具。在Lady-love的美麗形象之下，女性似乎只是滿足男性慾望的對象而已。

不過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的。倒過來說，《十日談》主張的性解放也可以說是十分前衞。它反對教會虛偽而壓抑自然本性的教條，把自由地享受性愛視為女性應有的權利。有些故事甚至描寫女主角大膽追求慾望，理直氣壯地和保守的譴責者爭辯。在這些情況下，薄伽丘又成為了女性解放的先鋒。在其中一個故事裏，一個女子在前往婚嫁的航程中被擄走，輾轉經過九個男人的挾持，最後奇蹟地回到故鄉，竟然還能扮作處女再嫁。對於這段一女事九夫的經歷，作者不但不覺悲慘，反而視之為值得其他女性羨慕的事情。在性愛關係的情境上說，《十日談》無疑是十分開放多元的。

也許贊同或者批判《十日談》的觀點都是捉錯用神的。時代所造成的價值差異是必然現象。人類對故事的渴求，以及好笑的故事所帶來的寬慰，才是《十日談》留給我們的永恆禮物。願我們在危難中保持高貴的品質，但也不避嫌低俗的題材，勇敢面對命運之神的播弄，在笑與淚中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