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笛卡兒，人人都知道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此語第一次出現在他以法文寫成的《談談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原文為”je pense, donc je suis”。後來在《哲學原理》（Prinicipia Philosphiæ）（1644）中再以拉丁文表述為”ego cogito, ergo sum”，簡稱為”cogito, ergo sum”，英文譯作”I think, therefore I am”。這個句式往後成為了哲學史上最常被惡搞的對象。「我X，故我在」的玩笑層出不窮，大家不妨自行創作。
至於真的讀過笛卡兒的人，可能不多。甚至把他批判得體無完膚的人，也很可能沒有細心讀過他的著作，最多是翻翻《談談方法》和《第一哲學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大家感興趣，又或者是集中攻擊的，是他的形而上學。但是，笛卡兒從一開始，研究重點其實在自然哲學或物理學（即後來廣義的科學），而他到了命終之時，最重視的也是自己在這方面的成果。
笛卡兒在一五九六年生於法國中產家庭，家族多從事法律職務，可以說是國王的法務執行官。此類職位可以用錢購買，之後收入終身無憂，屬於「第三等級」中之高層。（法國舊王朝社會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為貴族，第二等級為神職人員，餘為第三等級。）笛卡兒大學畢業後，也曾多次考慮走這條路。在猶豫不決之際，他決定離開法國，見識這個世界。他加入過軍隊，當過紳士士兵，但似乎未曾參與實戰，只是乘機四處遊歷，有點像今天的工作假期。期間結交了一些學者，開始研究數學，以至光學等。
他一六二九年移居聯合省份（即以荷蘭為首的七省聯合共和國），一住便是二十年。他的所有哲學和科學成果，也是在這二十年間產生。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就是不停更換居住地。在荷蘭便住過七、八個城鎮，地址也很不確定。他的理由是逃避社交的打擾，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但他同時維持着一個有效的通訊網絡，讓他跟當代學界保持聯繫，獲知最新動向。他的一個主要通信人，是巴黎的梅森神父（Marin Mersenne）。此人亦是博學家，交遊廣闊，有「歐洲郵箱」的稱號。笛卡兒給人一個避世的隱居者的形象，連對梅森也不告知對方自己的地址，信件往往要經過多番的轉遞。
從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三三年，笛卡兒潛心寫作一部自然哲學巨著，名叫《世界》（Le Monde）。《世界》的第一部分為〈論光〉，是通過對光的性質的探討，去推出他的物理學，即物質的構成、物理運作的規律，以至整個宇宙的生成過程。那是極具野心的一部著作，提出的是嶄新的宇宙機械論。此書第二部為〈論人〉，以第一部分的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人體機械論，以及靈魂和身體的二元論。後者所說的是，人的生理部分是機械性的，跟動物或自動人偶（automaton）沒有分別，但人具有理性，而此理性即人的靈魂。所以，「人」的定義是機械肉體和理性靈魂的結合。笛卡兒認為，兩者的接合點在腦部的松果體。
一六三三年中從羅馬傳來了壞消息。伽利略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即教會認可的托勒密地心說和哥白尼的日心說）被宗教裁判所查禁，伽利略被控以「違反教義和道德」及「高度懷疑為異端」被囚禁。笛卡兒立即終止了《世界》的寫作，甚至一度考慮把手稿燒毀，後來決定把它藏起來。往後無論朋友如何勸誘他，他也拒絕把它公開。他不願意成為真理的殉道者。但是，他還是忍不住把當中的一些不觸及教義的部分，以分拆形式發表。他的第一部出版的著作《談談方法》，主角其實是當中的〈屈光學〉、〈流星〉和〈幾何學〉三篇科學論文，而行文鬆散的〈談談方法〉只是前言。但是，後世幾乎都把三篇論文刪除，把序言當作獨立著作出版。
笛卡兒明知自己的物理學是不容於教義的，所以他千方百計去說服教會，自己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搞起形而上學來。於是便出現了一個科學家不應該染指的神學辯解《第一哲學沉思集》。他試圖以理性證明靈魂的存在和不滅（「我思故我在」，所以靈魂可以獨立於身體感官），以及神的存在。很可惜他在一開始便採用了懷疑論的方法，然後才一一把懷疑破除。這令一些批評者認為，他反而給予懷疑論者太強的火力，削弱了讀者對信仰的信心。他的論敵甚至認為，他根本就是個偽裝的無神論者。
可以說，笛卡兒在世時既嘗試討好教會，但又希望以偷龍轉鳳的方法，以他的一套新式學說取代過時的經院哲學。這做法並沒有取得成功，反而惹來了一次又一次的爭議，令他為自辯而疲於奔命。而他最在意的科學研究，卻沒有完整發表的機會，已發表的也沒有得到很高的評價。到了他生命的後期，一直驕傲自信的他的確變得有點心灰意冷。可能是因為這樣，他在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的多番邀請下，終於答允了那趟「致命」的旅程。
一六四九年九月，笛卡兒從阿姆斯特丹上船，前往斯德哥爾摩。能成為一個女皇的私人哲學導師，無異於找到一個強大的贊助者，是以後發表著作的堅固後盾。但是，在出發前笛卡兒已有不好的預兆。他把重要的書信和手稿託付友人，並交代了自己的後事。克里斯蒂娜把哲學課的時間定在清晨五點，這對於懼怕北國嚴冬的笛卡兒來說是極大的折磨。一六五零年二月十一日，笛卡兒在瑞典因肺炎病逝。
《世界》於笛卡兒死後由追隨者整理，於一六六四年出版。隨後便開始了崇尚理性的啟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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