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學建校於一九五五年，校址位於新加坡裕廊西雲南園，地點頗為偏僻。建校宗旨為承傳中華文化，以華語為教學語言，抗拒殖民時代以來獨尊英語的政策。南大的發展波折重重，曾經被立國後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以左傾為由大肆打壓。按官方的說法，南洋大學於一九八零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但其實是被政權強行殺校。一九八一年，在原址開辦了南洋理工學院，再於一九九二年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之後在理工和商科外陸續增設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但全校除中文系之外，一律以英語為教學語言。據說老南大生一直拒絕接受南洋大學是南洋理工大學的「前身」的說法，因為兩者的辦學理念完全沒有承傳關係。
我在南大當駐校作家，住的地方就在著名的南大湖旁邊。所謂南大湖其實是一個水池，建校之初由師生們一手一腳挖掘出來，代表着南大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來的時候，南大湖已經不見了，連同周邊的公園也被圍板封了起來。從我住的三樓下望，可以見到內部的施工情況。當初只有一片挖得坑坑窪窪的爛地，後來重鋪泥土，把地形重塑，又架起橋樑，鋪設渠道，看來將來還是會有湖水的，說不定比當初的還要大。在南大湖的另一端，是中式建築華裔館，原本是舊南洋大學的主大樓。我的宿舍附近是低矮的舊式學生宿舍，以及一號和二號飯堂。這樣看來，這一帶就是當年南大最老的區域了。
現在南大中文系系主任是游俊豪教授，但在學者之外，他有另一個身份。當詩人的時候，他叫做游以飄。雖然使用筆名寫作在新馬一帶屬於常態，但對一個身兼雙重身份的人來說，似乎也有某種內在的需要。我和游教授有過幾次吃飯交談的機會，印象中的他是一位文質彬彬的學者。後來讀到他的詩集《流線》，驚喜地發現他的另一面。計年歲我比他稍大，但游以飄八十年代念中學的時候已經寫詩。也許詩人一般都比小說家早慧，我二十四歲才開始寫小說。詩集收錄了這些早期作品，當中充滿少年的激昂，但語言已有早熟的細膩。另外兩部分是大學時期和成為大學教員之後的作品，詩風逐漸沉穩，修辭日見精煉，題材也更關注都市和現代生活的日常。據他自己所說，就是收斂了情感，而增添了思考。
游俊豪在馬來西亞金寶出生，本科和碩士都在馬來西亞完成，到了念博士才來到新加坡。之後留下工作，加入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現在的身份可以說是新馬作家了。地域的遷移，文化和生活環境的轉變，又是另一種雙重經驗。在幾乎所有的新馬（或南洋）作家之中，流徙是共同的根基或原點。從祖上的漂洋過海，到父母和自己成長的顛沛流離──從鄉鎮到城市，從城市到異地；從匱乏到小康，從原始到現代──在尋根與奮進之間，永遠忘不掉的是那個卡在時光夾縫間的少年身影。
同是南大中文系教授的許維賢，是舊相識了。十多年前他來香港浸會大學做研究，曾經旁聽過我的創作課，也為我做了個訪談。許維賢也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家鄉在北馬，屬當年馬共活躍的地區。他贈我一冊散文集，書名叫《第二張臉》，筆名翁弦尉。這個筆名跟我眼前的許維賢不甚協調，也許就是「第二張臉」在發揮作用。和游俊豪／游以飄一樣，學者和創作者的身份和意識彷彿需要某種隔離。書名同名篇章〈第二張臉〉，說的其實是一個脫髮的故事，但「第二張臉」又何嘗不是一個整體的隱喻？我感到意外的，是散文家翁弦尉原來可以是那麼的抒情，那麼的感性，跟學者許維賢的形象完全兩樣。而他的散文最動人的同樣是那個滿懷無鄉的鄉愁的少年，或者是對無根之根的深情和執念。寫童年，寫父母，寫成長的小鎮，寫放棄理科念中文，寫求學時期的青澀感情，寫在北京念博士被當作外國人看待，既是個人的回憶，但也幅射出大於個人的時代經驗。翁弦尉寫散文好以「你」代「我」，自我的複數變現貫徹始終。
在駐校期間，因為南洋華文文學獎的緣故，有機會和黎紫書叙舊。之前兩年，她兩度到香港當駐校作家，我們都以不要打擾對方寫作為由，沒有約出來見面。這真可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體現。可是這次若不把握機會聊一聊，就未免太過冷漠無情了。黎紫書是上一屆南洋華文文學獎的得主，主辦單位為她出版了一本作品選集，同時於今屆頒獎時發佈。她從大馬飛過來出席頒獎禮，風一樣的來，風一樣的去。我有幸獲得分配她登機回程前的一個早上，和她共進早餐。
身為一個全職小說家，黎紫書只有一張臉。從前見她，現在見她，變化不大，只是更顯自信，舉手投足非常淡定。像我們這種「不務正業」的人，不必在工作和創作之間劃清界線，是一種奢侈的幸運。不過，作為寫小說的人，臉也不能只有一張或兩張，而是隨時也要懂得變臉。這也許亦是作假的小說和尚真的詩歌及散文之間的分別。黎紫書是怡保人，她的小說不是沒有寫童年和成長，但卻沒有那種濃重的鄉愁，可能是因為虛構的距離所使然。而且，說到流徙，黎紫書亦特別刻意（或隨意）「自我放逐」，十多年來經常居無定所，住過歐洲，住過中國，住過美國，而且是台港大學駐校的常客。她一見面就說，要離開家才能好好寫作。她大概是我見過的最灑脫的遊子。不知下次碰面，又會是在怎樣的旅途中的交叉點了。